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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楨。（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記者：如果政治化的趨勢無法改變，社會怨氣依然很大，警民關係會否越來越差？
許楨：正如剛才所說，警民關係不應只是聚焦於政治事件之上，因為“警民關係”的概念和範疇很廣闊，不應簡單狹窄化。
而且總體來講，至今即使在一些比較大型的社會運動當中，香港的社運人士和香港警察之間的互動，尚未算非常之差。至於會否越來越差，我覺得未必。
所謂的極端思想，包括分離主義，甚至是暴力的分離主義，我認為在中短期內已經過了最具號召力的高峰。經過了旺角暴亂之後，出現了街頭放火、扔磚、棍毆警察等等，迫使警員在合法情況下開槍示警，我覺得這些對香港市民而言，已經形成了很直接的震撼性教育，從而令這類暴力事件不見得能夠再繼續蔓延下去。
之前的“佔中”，消耗了數以萬計的警力，涉事的人員無論有否違法、有否被控告，數量是數以十萬計。在這種情況下，有肢體碰撞的確很不理想。有警員因為襲擊示威者，而無論示威者有否襲警，警員被判刑都會令警隊的威信受損。
但是在一場如此大型的社會運動當中，我認為警民之間並非特別不文明或特別不克制。香港警隊與公民社會、社運人士之間，總體而言仍是比較文明和克制的，這一大特性在“佔中”期間並未出現大變化。
所以在未來，社會的輿論領袖和政治領袖，其實應該在維護香港司法尊嚴和司法獨立為前提之下，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建立令社運人士和警察之間互信的環境。
當然，在大型的社會運動當中，到了具體操作層面，譬如哪些地方可以集會、哪些地方會影響公眾安全等等，其實警察即使不牽涉政治考慮，只是顧及香港十分緊張的道路運用情況，已經很容易與社運人士之間產生分歧。但是這種互諒互讓能否在彼此的溝通當中做得更好，或者監警會和投訴警察課能否扮演更多、更突出的角色，令形勢或關係不至於持續惡化，這方面不僅是警察和社運人士之間就可以解決的，社會的輿論領袖和政治領袖、各政黨在立法會內的代表、政府高層等等，其實可以有更積極的參與。
中評社記者：辱警罪可否解決現時的問題？
許楨：對警察是否尊重的問題，我認為任何人基於其是一個“人”，而非基於其職業，都應該受到尊重。假如認為對警察不應該粗言穢語，那麼出發點應該是警察是一個“人”，這種主張應該是一種基於對人權的尊重，由此不能侮辱人格。至於一個人究竟是警察、法官、大學教授或大學學生，其實在應否受尊重的問題上，我認為並無本質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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