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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亞洲太平洋事務基金會（Asia - Pacific Affairs Foundation）留美學者、美國世界事務委員會（world affairs council of america）聖迭戈分部學者閆臨軒（中評社記者 宋楷文攝） |
中評社洛杉磯12月21日電（記者 宋楷文）美國亞洲太平洋事務基金會（Asia - Pacific Affairs Foundation）留美學者、美國世界事務委員會（world affairs council of america）聖迭戈分部學者閆臨軒日前對中評社記者表示，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現象”貌似典型的現實主義（Realpolitik）政治，是對威爾遜（Wilson）總統以來美國總統比較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反叛。“特朗普現象”可能並非一時之勢，而是代表著現實主義政治在西方的回歸。它是全球化的結果，又反作用於全球化。
閆臨軒表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尚未就任美國總統，其種種言論就已引起軒然大波。很多人將特朗普的當選和當下許多歐洲國家極右翼領導人或政黨的興起作類比，指出歐美已在“向右轉”。其實，暫且不談歐洲的“極右翼”政治勢力，特朗普的系列主張可能很難用“左”和“右”進行簡單定義。姑且不論其實際執行力，他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全美基礎設施建設計劃，讓我們看到了當年“大政府”的羅斯福新政的影子。另一方面，特朗普“極右”的標簽更不適合於放置在冷戰中“左”、“右”對峙的語境下，並以此得出“新冷戰”即將開始的預測，因為冷戰中十分重要的意識形態鬥爭顯然已不是特朗普的興趣所在。
閆臨軒說，如果一定要對特朗普的主張定性來幫助我們理解的話，“現實主義政治”（Realpolitik）可能是更為準確的一個描述。從某種程度上說，特朗普代表著對一戰前的舊歐洲現實主義政治哲學的回歸，同時也代表著對以上世紀初“威爾遜主義”（Wilson Doctrine）為標誌的美國自由主義（Liberalism）政治傳統的進一步背離。相比於強調某種理念、理想——當然一定都得符合“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而言，特朗普的現實主義更加看中的是實際利益。
閆臨軒強調，“一中原則”如果需要堅持的話，那絕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既定的“原則”，而是完全基於現實利益考量的結果。當然，你也可以說，那些“原則”和“政治正確”何嘗不是長期以來利益博弈的結果？沒錯。然而，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利益博弈的情勢時刻都會變化，因此原則也沒有理由不能隨時進行相應改變。所以，如果這裡一定要用“原則”這個稱呼的話，它不過就是一個稱呼而已。
閆臨軒表示，這種行為方式也絕對不是商人們的專利，而是在國際政治領域“古已有之”。如果我們回望舊歐洲的現實主義政治鬥爭史的話：回到18世紀，剛剛還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互為敵國的英國和普魯士，馬上就在七年戰爭中結為盟友；一個多世紀之後，保守主義的俄、普、奧“三皇同盟”在一戰的爆發下即完全破裂。
所以，“特朗普現象”代表著歷史的倒退嗎？不能簡單地這麼說。其實，它反映了美國對外政策的日趨成熟和全球化的推進，儘管特朗普可能不大喜歡“全球化”這個詞。
閆臨軒表示，19世紀的美國人確實有傲視和擯棄當時歐洲現實地緣政治鬥爭模式的資本。與歐洲隔著大西洋，那時的美國直接面臨著的只有英屬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個沒有實力也沒有意願挑戰美國的鄰居，因此才能有略顯清高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政策，才能去談論“民族自決”這樣的自由主義原則。不過，到了20世紀以後，美國事實上不斷在朝著現實主義的方向演進。美國逐漸發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已經不局限於本土了，而是涉及到了整個西半球，於是就有了披著民族自決外衣的“門羅主義”；後來又拓展到了全球，於是在經歷了一系列激烈的內部思想鬥爭後，參加了一戰和二戰，而且扮演了主角。美國人發現，自己面臨的挑戰似乎越來越繁多，不能在清高地置身世外了。後來的冷戰，尤其是其中的越戰，更加地讓美國的對外政策變得現實，讓“反共急先鋒”的尼克松總統竟然也決定要和中國建交，以結束越戰，共抗蘇聯。
閆臨軒說，這樣的歷史演變背後，是不可逆轉的全球化進程。儘管貿易保護主義在如今有所抬頭，但技術進步和現有全球經貿格局已無法阻止這一進程。美國不可能在像原來那樣靠著大西洋和太平洋實行“孤立主義”，相反會在全方位地介入全球事物中變得越來越“現實”。可以說，由於全球化，如今的全球政治格局有些類似於“放大版”的舊歐洲權力鬥爭格局，雖然在地理上可能相隔遙遠，但大國的全球實際影響卻無孔不入。如今，在面臨著俄羅斯、恐怖主義（當然還有中國）等主要外部挑戰下，美國的對外政策也只能朝著“現實主義”的方向繼續發展，“政治正確”在種種內外挑戰下顯得蒼白無力。只能說，美國的對外政策和思想總體上在不斷成熟和走向現實，而中國和歐洲在歷史上長期的地緣政治鬥爭中已經“早熟”，更早地達到了這一階段。
所以，特朗普向舊歐洲現實主義政治的靠攏可能並不是歷史的倒退，而是一種進化。當然，人們會注意到，歐洲國家間尤其是在冷戰後似乎擯棄了舊時的權力政治鬥爭，走向歐洲聯合。然而，這很可能只是在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的慘痛經歷之後的“撥亂反正”，未必是一種長久的趨勢。我們已經看到，在經濟和難民雙重危機的陰影下，歐盟的體制已經在鬆動；之前面對中東移民的那種“自由、平等、博愛”的心態，正不斷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安全問題和價值觀衝突下，逐漸被反移民、反歐盟、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聲浪所淹沒，自由主義的原則正在被現實主義的考量所取代。這也是全球化的結果：不僅商品、資金、信息會在全球範圍內流通，社會和經濟危機也會跨越國界。
同時，這也不僅僅是西方民粹主義思潮的抬頭，而是由於網絡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讓普通民眾得以繞過精英階層控制的“主流”媒體獲取和交流信息，形成龐大的“非主流”輿論，從而不再只能面對西方“主流”媒體所呈現的那一套“現實”。從某種的程度上說，網絡社交媒體在全球的普及正在讓西方普通民眾也走向“現實主義政治”。雖然，他們對於種種現實問題對給出的答案未必是最佳的，可能會“矯枉過正”，但是這樣的變化會傳遞到領導階層，使得“非建制”的聲音在那裡越來越多。這一現象已不能再簡單地用“極右”、“民粹”等詞語概括。
閆臨軒表示，因此，“特朗普現象”可能並非一時之勢，而是代表著現實主義政治在西方的回歸。它是全球化的結果，又反作用於全球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