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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上一屆核安全峰會於2014年在荷蘭海牙舉行。（來源：核安全峰會官網） |
總體而言，吸引足夠高級別的官方關注度，是讓國家同意簽署並執行核保障協議的難點。因此，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09年促成核安全峰會成立的布拉格演講上，就提出了全世界應該加強核原料監控和透明度的目標，並將增高層加曝光率置於行動的優先位次。在很大程度上，核安全峰會本身就是為此而設：峰會匯集了各國的高級別領導人──事實上是最高領導人。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致力於國家減排任務的氣候對話同樣也受制於缺少各國政府高層的參與，也正是直到領導人參與的問題被解決之後（以及氣候變化運動在全球普及之後），減排計劃才得以按照巴黎協議規定的非約束性政治承諾的方式真正獲得成功。國家間制定對等的、動態的以及非約束性的承諾是大勢所趨，氣候協議便是其中一例。
如果不計政治精英們的關注，核保障協議總體而言也常常遭到忽視。政策分析和政策倡議會習慣性地無視該領域的細微差別。舉例來說，伊朗核問題的最終協議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嚴格核查方式，這不僅在該領域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準，更可能成為未來所有核問題協議的基準。然而，在協議簽訂後的大量分析文章當中，卻鮮少見到對這一成果的表述。更可悲的是，伊朗核問題的長遠解決要靠伊朗切實執行核不擴散條約附加議定書（Non-Proliferation Treaty's Additional Protocol）所規定的、更嚴格的核保障協議條款，但是政策分析家們卻只關心眼下，著眼伊朗是否遵守協議的短期規定。
政客們的競選活動也是如此。儘管不少美國總統候選人都表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於“易失控核武”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但是他們卻很少在政治演說中講述其預防機制（即核保障協議），也不會在競選活動中提及這一點。毫無疑問，美國公民沒有意願把選票投給以核保障協議為基礎的候選人，其結果也正是我們完全無法預測未來的總統將如何繼續推行奧巴馬的政策，甚至連是否會繼續都不得而知。然而，鑒於核保障協議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政策決策當中將需要更多的專業技能。
採用核保障協議的理由
到目前為止，軍備控制依然是保障國家安全和減少不確定因素的最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軍控的成功是有條件的，其條件便是安全威脅來自一個已知的國家，並且對威脅的防控手段是廣為人知的。傳統的軍控方法是對於主權國家在某一精確地理位置的軍火庫規模進行限制，而現在，由一個非國家主體從一個未知的地點發動核攻擊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因此，無論是約束國家行為還是對國家進行制裁，正式的、有法約束力的協定僅僅對主權國家有效，而新形勢下的軍控策略需要考慮到的是，新的安全威脅可能是超越國界的。以一套國際通用的標準保障核原料的安全，就是對打擊此種威脅富有成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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