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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中評社 蘭忠偉攝） |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陳端洪坦言，香港的選舉，包括街頭政治，像厄尼斯女神一樣，政治體制難題既要把人的意志調動、激發出來，體制安排上激發出來，也要讓政治上的“懶人”變得勤快起來，讓他們為政治權利、為政治財富奮鬥。
“‘一國兩制’是必要的，我們需要正確看待‘一國兩制’，但也要積極通過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措施，通過共治的辦法消除差異。不能過分強調自治、分治，而沒有在分治的同時找到共治的平台。香港跟內地的融合，這是我們要做的。”中國人民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英津說。
上海大學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徐靜琳談到，在2014年“8.31”事件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選舉的關鍵時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2016年的主動釋法，也彰顯了中央行使管治權的憲制權利。根據香港發展具體情況，中央要果斷，該出手時候要出手，發揮憲制權利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們的媒體與宣傳部門，要營造強化中央行使香港政改和政治發展主導權和決定權的影響力，要營造一個高度遵守和執行中央決定的法治環境。
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中評社副社長王平表示，“一國兩制”與當年的“改革開放”，有一個非常相像的地方，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理論滯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是一種常態。同時也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改革開放”有著明確的方向和目標，不管前面有多少深坑暗流，方向是清晰而明確的，那就是眼睛緊盯著當今世界最高水平，追求的目標是“四個現代化”；而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由於沒有參照物，長期以來都是沒有方向標，出現探索的多向性在所難免。王平認為，正是方向的不明確甚至是長期缺失，才導致了今日香港的思想混亂，包括“港獨”思潮的出現。香港回歸20年出現了當今的局面，或者需要另外一個20年來塑造一個有利於民族復興的香港。如果放任，香港很難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助力；如果不願意放任，就需要全面介入。
復旦大學港台行政研究中心主任周帆說到，“港獨”這個詞應該有區分概念，有人有“港獨”意識，有人有“港獨”主張，有的人為了追求“香港獨立”目標採取運動，需要對它們進行區分。在用“港獨”詞的時候要嚴謹，若擴大化，未來在處理“港獨”問題上並沒有好處。
香港民主思路前總幹事袁彌昌認為，香港管治問題在回歸後已經呈現出社會－經濟主導的趨勢，在近年更是隨著陸港矛盾加劇、社交網絡的興起和因應世界政治潮流，逐漸轉移到社會－文化主導。對香港的分析與理解可以分為經濟－政治－政治經濟－社會、經濟－社會、文化五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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