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香港校園民主的現象學是一幅混亂不堪、秩序扭曲的圖景：
其一，反港獨需要得到港獨學生會的共識，霸道的校園民粹式民主凌駕了基本法與教育管理者倫理及責任。
其二，言論自由有邊界，但就是沒有任何具體機構和人員來劃定這個邊界，最後變成說說而已，不了了之，變相縱容。
其三，香港高校是基本法保障下的依法自治，是國際化的教授治校，但如今日益演變成過度政治化的“學生治校”，氛圍趨近曾經的大陸文革。
其四，香港公共教育沒有“國家”和“義務”，只有“權利”和“本土”，最後只能引導青年走上激進對抗的不歸路，由刑責提供最後的教育和懲戒。看看旺角暴亂和佔中的參與者，看看黃之鋒現象，即可明了。
其五，對港獨言論，香港發聲各方大多套話套路，圓潤無比，原則模糊，無人具體行動，無人承擔責任，無人主動檢討，無人真正道明危機，最後只有內地小女生抗“獨”。田飛龍強調，反“港獨”是“一國兩制”的底線，是一項眾人事業。香港校園民主已經異化，嚴重損害香港高等教育環境及青年成長條件，需要反思改革。但論道太多並無實際效用，還需要知痛者自己療傷，需要香港特區政府的檢控行動，需要香港司法的嚴正裁判，以法治方式劃定校園民主、言論自由和院校自主的法律界限，使之不成為顛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破壞性力量。
“如果不及時行動會怎麼樣？有一天，香港民主的墓志銘上只有兩個字：港獨！”田飛龍對中評社談到，老派泛民最鐘情的香港民主事業可能毀於港獨，這是他們最痛心的。面對香港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的“反國家”危機，香港必須通過足夠有力的公民社會行動與自治法律行動進行自救，否則貽害無窮，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憲制必然遭受根基鬆動之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