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統不是首先考慮的，是由美方和“台獨”誘導而來
大陸近年來對台武統聲浪不斷升高，此次實彈軍演，是否會進一步刺激武統聲浪？田飛龍認為，武統在大陸關於兩岸統一的策略考慮上一直沒有被排除，大陸亦從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而是盡最大努力去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是在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勢力以及台灣的民進黨力量單方面破壞“九二共識”的背景之下，中國大陸不得不思考以一種非和平方式去推進國家統一。
田飛龍對中評社記者強調，在兩岸關係的政策架構中，對“和平”的理解有靜態化、單調化和僵硬化的思維定勢，沒有深刻理解“和平”與“統一”的制度辯證法精髓。“維持現狀”只是短暫的均勢式、僵持式、消耗式和平，絕非有憲制秩序保障的國家制度下的永久和平。由此看來，“統一”是高於“和平”的，而且也只有最終完全統一才能實現兩岸永久和平，只有整體的中國主權秩序才是台灣和平的最可靠保障，否則台灣實質享有的就只能是“浮冰式和平”，只能是被犧牲的國際政治“棋子”。如果和平統一遙遙無期，“台獨”及外部干預持續背離兩岸政策的根本前提以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那麼武統聲浪將繼續升高。不過武統聲浪不是首先考慮的，而是由美方和“台獨”誘導出來的，中國大陸被迫思考用武統的方式實現兩岸的最終和平統一。“武統”只針對破壞國家統一的民族“公敵”，所保護的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之正當而自主的政治存在與主權尊嚴。當然，武統也不是單純的武力統一，而是以最低代價和最必要的武力打擊，造成和平統一的有利形勢，最終還是會回到談判桌上，考慮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規劃台灣回歸後的法律治理，盡最大程度去保障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制度的不變，更可以為台灣社會轉型發展與台灣青年成長提供前所未有的國家性機遇。
“當然，有些方面並不能完全按照八十年代初的承諾去談，比如說不能讓台灣擁有自己的軍隊，因為這會危害國家安全，也不符合國際通例，此外也不可能讓台灣完全擁有司法終審權，這是香港基本法制定與實施中的一個教訓。司法主權必須在中央，必須保證對地區司法權有來自中央的憲制監督權，這也是西方法治的常識。此外，台灣的教育必須由國家適當介入，塑造回歸後的國民認同。這樣才能夠從正反兩方面去吸收香港回歸之後‘一國兩制’的經驗得失，使得‘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當然，基於台灣社會的歷史與制度特殊性，以及台灣社會本身超過港澳的規模效應，某些方面的自治權可以特別考慮，可能反超港澳。這是一種複雜的憲制工程，必須由兩岸在國家主導下共同民主協商完成基本的憲制建構。這些完全是我個人的設想與觀點。我們不僅要根據歷史，更要面向未來，為回歸後的台灣打造一種長治久安的憲制秩序。”田飛龍說。
他表示，未來由武統、和統組成的“混合統”將會是台灣回歸的基本治理模式，而此種治理模式還是“一國兩制”的模式，只是這種“一國兩制”的模式要吸收香港“一國兩制”正反兩方面經驗。田飛龍坦言，“一國兩制”必須邏輯清晰地體現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要將國家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制度構造相結合。中共在十九大之後的國家治理上越來越成熟，在這方面一定會周全考慮，達成國家利益與台灣利益在統一之後的制度性平衡，使台灣同胞基本利益得到增量式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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