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過去我們常常以商人特性定性特朗普，很多人甚至認為他是“老瘋子”，現在是否要對特朗普的定性做一個調整和轉變嗎？我們又需要怎麼去評價當下的中美關係呢？
田飛龍：中國對特朗普有長期的誤判，因為他是商人出身，就想當然認為他會和商人一樣有靈活理性的思考。我認為從特朗普早期做生意的藝術，以及他參加電視訪談時談對貿易戰和美國政治、世界秩序的理解，就能看出特朗普不僅僅是一個商人，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美國優先、美國至上的觀念非常強，所以不能僅僅從商人的經濟理性角度去理解他，還要從民族主義者的激情、情懷、理想的角度去理解他。
特朗普說的“美國夢”和“再次復興”都不是商人的思考，這是他內心中真實的想法。，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下，中方必須要將特朗普視為民族主義者對待，看做是一個對國家利益頑固堅持和擴大的政治家，從而修正原來對他比較單調的商人定性，別以為只要和他做生意就能夠搞定。特朗普的雙重性格，商人和民族主義者，我們都需要去辨識和更加全面地把握。
另外，特朗普也深處美國建制化的環境中，受到內部持續的規訓壓力。特朗普在美國建制集團內部逐步被規訓，逐步加深政治學習與利益交換，尤其選舉之後也需要對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妥協和接受各種建制性的“潛規則”與通行文化規範。美國在全球有複雜多變的利益格局，要承諾保護多方利益，也深陷多方利益之中，不能夠簡單率性地說撤就撤，比如中東，比如TPP，比如氣候協定等。這樣我們就不難判斷特朗普不是完全任性的行為，也是受到美國建制框架既得利益集團的規訓和妥協，達到了一個動態平衡點。所以從美國的利益集團的結構和角度去理解特朗普，他既有個人身上民族主義者的性格，又有接受美國建制框架規訓的處境和角色，要從這些方面去重新評估特朗普，將來應對中美關係才會獲得理性有效的前提。
總之，在全球博弈棋局上，敘利亞危機與貿易戰正好構成美國對中俄同時出手加以遏制的“雙幕劇”。正因如此，美國也需要面對自身實力下降以及更主要的“恐中”情結的現實，不可能在敘利亞戰場投入太多，否則可能重演一戰、二戰之歐洲衰落而美國決勝的歷史，只是決勝者要換成中國。所以，美國一定會繼續玩在中俄之間的平衡木遊戲，但其重心肯定在亞太和中國，所以敘利亞導彈襲擊硝煙未盡，化武疑雲未消，而針對中興通訊的供應鏈絕殺已然啟動，貿易戰再度升級。“新時代”是一個“大時代”，一個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並軌推進的“新軸心時代”。貿易戰是這一大時代秩序形成中無可回避的“分娩之痛”，卻也是“新生之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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