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月12日，在天津市大中小學“抗疫第一課”專題報告會上，張伯禮院士為天津市師生講抗疫思政課。他說，中國抗疫鬥爭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價值觀。背後是我們的體制優勢。中西醫結合救治，是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的亮點。（人民網圖片） |
如果說“港版國安法”就如同是西醫研製的疫苗、特效藥，通過法律來精准打擊，填補香港國安漏洞，維護香港長治久安。
那麼也應思考如何以中醫思維“扶正以祛邪”，通過提升自身免疫力，與“亂港、禍港”的“病毒”作鬥爭。當然推動“港版國安法”也是為了更好地“祛邪以扶正”。
就在全國兩會推出“港版國安法”的同時，香港再爆發了遊行示威活動。看來讓不少港人理解、認可中央立法還需時日。而要讓港人理解、認可，根本上是要提升港人的國家認同，尤其是對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重新認識。人心回歸就是維護香港長期穩定的中醫思維。
今日香港人口主要構成來源於歷史上數次大規模逃港浪潮。1949年前後為躲避國共內戰，以及建國後為躲避政治運動的內地移民，是今日的香港人口的主要來源。時至今日香港街頭白髮蒼蒼的老人家，仔細問來不少都是當年為避難來港，甚至不少是在特殊年代，冒著被邊防軍擊斃和被海水吞沒的危險，抱著籃球內膽游水而來。
身世決定了香港人天生有恐共基因。如果說老一輩出生於內地的香港人，即便因為特定歷史時期的人生遭遇而反共、恐共，但他們仍與內地有著切割不斷的血脈聯繫，以及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認同。而在本土出世、長大的新世代，則較難對內地仍含有一份脈脈溫情，甚至從上一輩恐共、反共的基因中變異出“極端本土”，乃至“港獨”的新型病毒。
被毛澤東在著名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點名批評的錢穆，在1949年鼎革之際選擇南渡香港，他在風雨飄零的年代，“手空空、無一物”創辦新亞書院，以期在香港這個殖民地里為中華文化保留血脈。
“我們常認為，若非對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有一肯定價值的認識，中國青年們終難找到他們的人生出路。……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和商業化的都市，我們所以要來講中國人、中國民族、中國文化的前途，就是認為我們的前途寄托在國家民族的前途上。假若國家民族沒有前途，請問我們做人的理想、事業、希望與意義價值，又將在哪裡？我們堅定信仰中國文化有價值，它決不會使我們無價值。”錢穆於1962年在《我和新亞書院》一文中這樣寫到。
而今日走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公告板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恐怕並不乏“極端本土”，乃至“港獨”文宣。曾以“支那人”辱罵內地同學的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正是新亞畢業生，他甚至大言不慚自稱繼承了錢穆和唐君毅的先師遺志，立命文化抗共。哀哉！名為抗共，實為反中。竟絲毫不見其作為中國人的同胞物與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