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要從前面幾年反‘獨’促統、和平發展的基礎上思考兩岸關係發展的新的路徑和方法，如果兩岸之間能夠在經濟、社會、文化、涉外、軍事和戰略安全面向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與制度化安排，或者在兩岸高層之間、中層之間、基層之間，有著全方位對接和各項制度化保障，這樣才是比較好的融合發展”。倪永傑告訴記者，在這一過程中要發揮大陸的主體作用、引領作用，要掌握話語權，在很多對台互惠合作和對台普通民眾利益的照顧上，大陸方面要落實一些真正切實有效的措施，這對今後兩岸各個層面的融合發展是有用、管用的。“所以，怎麼做好融合發展這篇文章，可能各方都要思考”，他說。
倪永傑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台工作的核心思想和指導思想都是圍繞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和“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展開。“我們在和平發展到和平統一的進程中，是否走入融合發展的新階段，融合發展是否可以成為論述的核心主軸？”他表示，這可能會對深化和推動兩岸關係，真正實現兩岸的統一和心靈契合提供一些較為明確的指引作用。他提議，可以就兩岸融合發展的頂層設計、政策框架與制度安排進行研究。
他進一步指出，要做到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首先要通過更有效的措施保障兩岸人員往來與經濟合作，保障台灣民眾能夠在大陸的崛起中有更多的機會，在“一帶一路”倡議、“十三五”規劃、自貿區建設、海西經濟區等發展過程中更多的參與，把台灣民眾的發展前途和命運和中國大陸的發展結合在一起、融為一體，“當他們的個人、家庭、前途、未來都寄托在大陸的發展上，他們就一定會參與得更多，更有獲得感，也會更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故倪永傑認為，要實現融合發展，首先要以具體的措施保障兩岸的交流越來越近、越來越密、越來越多、越來越深，要保障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能夠和大陸同步成長、共享機會，這就需要考慮制定一些配套措施、具體項目和政策機制保障來支持台灣民眾參與大陸的發展與建設。
從“一國兩制”到制度融合 為統一創造更好的條件
既然兩岸的融合發展具有階段性，那麼從現在的經濟社會融合，到最後政治制度的融合，與“一國兩制”存在著什麼樣的辯證關係？對此，倪永傑認為，兩岸在政治安排上還是“一國兩制”，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特別是協商民主和政治優勢，兩岸在制度上都可以進行比較的。“制度和道路的好壞是讓歷史來說話、讓人民來評判，之前曾說兩種制度互不干涉，但通過交流一定會相互借鑒、相互參照，融合發展一定是兩種制度的比較和選擇”，倪永傑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他的優越性和特殊性，未來中國統一以後會實施什麼樣的制度，這個制度一定會朝更適合中國社會的制度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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