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轉星移，當歷史的車輪已從南大門的深圳、東大門的浦東緩緩轉向京畿腹地的雄安時，當年作為內地特區新區發展主要推手的港澳台地區，注定不會在河北雄安缺席，也一定可以在這篇廣袤的華北大地上獲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不過，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無論是體量還是質量都已經完成了趕超式發展，而大陸與港澳台的資源禀賦與比較優勢早已今非昔比。因此，今天港澳台對雄安新區建設的參與，絕不再是當年投資設廠的老模式，大陸不會也不應再用招商引資的舊思維吸引港澳台人士前來雄安興業，而應聚焦於從港澳台地區汲取人才、吸收創新成果與借鑒管理治理經驗等方面。
平地起高樓，“一張白紙”是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的先天優勢，而體制機制創新將成為雄安新區科學規劃、合理建設的根本。外界有評論認為，長期在深圳工作的許勤調任河北省省長，就有著用“深圳經驗”為“雄安實踐”探路的意味，而“深圳經驗”正是在“香港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故香港在金融管理、交通建設、環境保育乃至廉政建設等領域可提供專才與經驗。與此同時，綠色智慧新城與高端高新產業是雄安新區發展的主要任務，台灣則可從社區營造、創新研發、竹科建設經驗等方面助力雄安規劃建設。
此外，作為對外開放新高地和對外合作新平台，雄安新區應成為從根本上給予港澳台人士“平等居民待遇”的試驗田，也應該為港澳台青年創業就業、學習生活提供更加廣闊的舞台。反過來，港澳台青年們也應該以歷史眼光與宏觀視野來看待雄安新區在未來十年以及更長時間內對中國經濟社會格局的深遠意義。既然中國內地為港澳台預留了“發展快車”的“優先席”，那麼雄安新區就好比一列增開的高鐵專列，港澳台青年更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機遇，在雄安新區闖出一片新天地。
在上世紀90年代的台灣，“新中原”曾經是一個具有微妙政治意涵的概念，它背後代表了島內當時相較於大陸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優越感與離心力。然而，時間證明了一切，所謂台灣的“新中原”已逐漸淪為一個孤芳自賞、偏執狹隘的盆地。今天，作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橫空出世，這裡或許才是港澳台地區未來發展的“新中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