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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院“一國兩制”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擔任主講嘉賓（中評社 徐夢溪攝） |
中評社北京8月17日電（中評社報道組）7月27日下午，由中評智庫基金會和中國評論通訊社共同主辦的“中評大咖講書”第三期學習活動在北京記者站舉行，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受邀擔任主講嘉賓。活動期間，田飛龍圍繞其最近的兩本著作來談香港的政治秩序問題，講書主體是“香港之變：從修例風波到香港新秩序”，就“一國兩制下半場”、香港新秩序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
田飛龍認為香港已經決定性地轉入了“一國兩制”的下半場，這意味著一國從原來的那樣一種高度節制以及模糊的存在走向了一個現實而有力的存在。他認為當前香港的“去殖民化”及再出發必須要和國家共進退，必須要保障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之後才有每一個人的自由權利，才有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兩者是不能割裂開的。回歸以來在香港實際上是自由太多，秩序太少，其代價就是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尤其是國家安全長期透支，當前應當關注如何在秩序和自由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田飛龍認為香港社會是一個現代化世界的濃縮，在香港社會還能看到非常深的殖民的印痕，無論是風土文物、公共道路、典章制度，或是精英層的對英語文化和英國制度的深深的留戀，都帶有濃厚的英國風格，殖民遺產的部分裡面也帶有一種對東方文化的歧視，一種東方主義意識形態的殘餘。這導致香港社會始終帶有一種國家的飄渺感，香港社會的國家存在的缺失是一個重大的價值缺陷和治理缺陷。針對這一問題田飛龍提出了幾點應對方法，並且他列舉出了修例風波所帶來的的八點顯著影響。
田飛龍在講座上系統地介紹了他的兩本新書——《抗命歧途》和《香港新秩序》，他表示香港新秩序絕對不僅僅是國安和民主兩個大面上的，還有教育改革、司法改革與香港普通法回歸經驗常識等十點細致的課題需要深刻地研究配套，使得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能夠得到真正的優化和鞏固。
以下為田飛龍主講內容全文：
“一國兩制”五十年的不變，是一場偉大的觀念實驗和制度嘗試。在香港通過這三年的變化，該路線決定性地轉入了下半場。“一國兩制”的下半場是我個人獨創的概念，意味著一國從原來的一種高度節制以及模糊的存在走向了一個現實而有力的存在。香港平台上“一國兩制”原來依賴的那種相對和緩的國際政治條件開始變得惡化，並且急需國家來重構和保護，所以“一國兩制”不得不重新洗牌。洗牌的力量其實不完全來自於國家，國家其實更多的是被動的應對以及負責任地採取法律行動，其推動力或破局能量主要是來自於香港本土勢力和外部勢力。這些是我們的香港國安法所針對的兩種勢力，這兩種勢力實際上要把香港變成遏制中國的一張牌，使香港成為顔色革命的前進基地，從而為中美整體關係上的變化增加有利於西方的砝碼。當然，這樣一些變化是違背“一國兩制”當中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所以國家從自身的利益以及香港的最佳利益出發，採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垂直立法以及整個制度體系的重塑，並且完整地闡釋了“一國兩制”的系統法理，進行了撥亂反正的一系列的制度性動作，中央稱之為“組合拳”。這個組合拳尚未結束，但它最關鍵的兩拳——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已經展現出來。今天我的分享就聚焦於從2019年到2021年，香港“一國兩制”下半場新秩序的來龍去脈，它是怎麼發生以及怎樣展開的？作為香港社會的每一份子，怎麼樣適應香港之變？怎麼樣適應新秩序的降臨？怎麼樣把握自身的新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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