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8日電／疫情不會拖延全面脫貧攻堅
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楊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2020年是我國脫貧攻堅收官之年。不少人擔心，突襲而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會拖延脫貧攻堅步伐。為了弄清情況，最近我們組織研究隊伍對全國多個深度貧困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從調查結果看，情況并非一些人想象得那樣悲觀。
總體而言，疫情對全面脫貧攻堅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個是減少了貧困戶的務工收入。貧困地區農戶的家庭收入以務工為主。在2019年建檔立卡脫貧戶家庭收入中，務工收入所占比例是75％至85％。農民能否獲得穩定的務工收入，對農戶脫貧的穩定性具有決定性影響。前期疫情導致各地複工複產和貧困地區扶貧車間、社區工廠開工普遍推遲，直接影響貧困戶至少2個月的務工收入。務工地區生活物資流通不暢，物價、房租等上漲，也會增加外出務工貧困戶的生活成本。貧困戶務工收入會降低而生活支出增加，必然會增加脫貧返貧風險。
另一個是貧困縣財政壓力加大，會影響脫貧攻堅的財政投入。脫貧攻堅過程中，部分貧困縣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扶貧、兜底保障等方面過度融資和舉債，超出當地可承受能力。疫情暴發後，貧困縣又額外支付了巨額公共支出。截至目前，大部分貧困縣的疫情防控經費都在數千萬元以上，後續在疫情防控的體制機制建設上還將有更多投入。這會進一步加大貧困縣的財政壓力。貧困縣財政壓力進一步加大，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兜底保障人口的兜底保障水平，從而影響全面脫貧攻堅。
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對全面脫貧攻堅存在影響，但從調查來看，我國整體上已具備較強的應對能力，有條件將疫情影響降到最低。
＜nextpage＞
首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益貧能力不斷增強。
其一，我國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方式改善都具有很強的減貧效應。由於貧困地區農戶收入主要來源於務工收入，我國二三產業發展越快越好，創造的就業機會就越多，也越有利於吸引更多農民外出務工以獲取工資性收入。
其二，我國社會保護政策的益貧能力也越來越強。我國農村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體系不斷完善，逐漸向多主體、寬領域、多形式、全方位、高質量保護體系方向發展。這將進一步增強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增強農村社會的益貧能力。
其三，精准扶貧脫貧政策顯著提高了農村社會自身的益貧能力。精准扶貧政策實施以來，貧困地區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產業等方面獲得長足發展，補足了這些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提高了當地經濟社會自身的益貧能力。
其次，貧困地區農民家庭的抗貧能力顯著增強。一是“兩不愁三保障”措施為貧困農戶提供了兜底保障，顯著提升了貧困戶的抗貧能力和基礎發展能力。
二是貧困地區農民文化教育意識顯著增強。精准扶貧以來，國家在這些地區的教育扶貧力度和宣傳力度空前增大，農民的文化教育意識增強，農民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接受程度提高，輟學率明顯降低。
三是貧困地區農民外出務工意識顯著增強。精准扶貧以來，在基層組織和扶貧隊員的大力組織、推動和宣傳下，外出務工的青壯年農民越來越多。出去以後，世面見多了、與外地農村比較多了，務工獲取更多工資性收入、改變現狀的意識也不斷增強。
四是精准扶貧以來，農民家庭發展動力顯著增強，越來越重視家庭積累，更加充分合理地配置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節約、儲蓄和投資意識也不斷增強。
＜nextpage＞
再次，我國自上而下的反貧困制度體系業已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反貧困制度體系經過建國、改革開放尤其精准扶貧政策實施以來的長期建設不斷完善，成為我國反貧困實踐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障。
最後，農村基層組織在疫情防控中進一步得到鍛煉，脫貧攻堅能力增強。在農村疫情防控中，農村基層組織發揮了堅強堡壘作用，鍛煉了基層組織對黨員幹部、農民群衆和農村社會資源的組織動員能力，有助於疫情下的全面脫貧攻堅。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面脫貧攻堅過程中遭遇的一次突襲。但我國社會的益貧能力和農戶的抗貧能力對疫情的抵消作用顯著增強，使我們完全有自信保持戰略定力。據統計，2019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109萬人，貧困發生率降低到0．6％，全國農村剩餘貧困人口只有551萬人。有了這樣的基礎，2020年的全面脫貧攻堅可以保持節奏，不自亂陣腳。當然，這也要建立在充分評估疫情對全面脫貧攻堅負面影響的基礎上，為此需要做好充分准備，出台有效性、實操性強的對策措施，有針對性地在抗擊疫情同時做好脫貧攻堅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