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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已經證明：兩岸合則兩利，兩岸分則兩害。 |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70年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習近平“1.2重要講話”學習與思考 作者：方志華（舟山），浙江海洋大學港台僑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題為《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而共同奮鬥》的重要講話。細細研讀這篇講話稿，站在40年、70年、新時代三個時間節點，講話高屋建瓴，情真意切，內涵深刻，邏輯嚴密，見微知著，視野宏大。通篇講話可以概括為穿越歷史時空，充滿辯證思維；富有真知灼見，啟迪兩岸人民；把握發展大勢，引領統一正途；立足民族復興，展示磅礴大氣。
有兩個邏輯貫穿於習總書記講話之中，就是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兩岸關係70年的發展歷程，正是這兩個邏輯不斷演變、發展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是在這兩個邏輯的演變、發展規律中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主導兩岸關係發展正途。
一、兩岸關係70年的理論邏輯
兩岸為何要統一？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歷史是一部統一的歷史，從秦始皇開始，統一的文化就一直延續至今。從現實來看，統一才能強大，分裂必然帶來後患。從民族感情來看，台灣問題是留給中華民族心靈上永遠也無法抹去的傷痛。從國際政治格局來看，二戰結束，台灣重回祖國懷抱，這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所以1949年以來，兩岸雖然沒有統一，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廣大台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①總書記的溫情喊話，透露出的是對台灣同胞的真摯情感和身為中國領導人的底氣與豪邁。曾幾何時，台灣的許多大中小學校，到處都有一句標語鐫刻在校園圍牆上，那就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台灣著名音樂人、導演劉家昌創作的曲子《我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魂》曾經感動過多少海內外的中華兒女。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點出了台灣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台灣問題的產生和演變同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陷入內憂外患、山河破碎的悲慘境地，台灣更是被外族侵佔長達半個世紀。……1945年，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台灣隨之光復，重回祖國懷抱。其後不久，由於中國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海峽兩岸陷入長期政治對立的特殊狀態。”②這段論述比四十年前的《告台灣同胞書》的表述更客觀、全面、準確，科學地揭示了台灣問題的實質。所以台灣問題不是回歸問題，而是統一問題，不同於過去的香港、澳門問題。
1.兩岸統一的構想和理論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從“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再到“和平統一”，在某個特定歷史階段還有反復。
兩岸的統一途徑無外乎兩種方式：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回望歷史，1949年，隨著兩蔣敗逃台灣後，除了西藏、東南沿海島嶼、海南島外，中國共產黨基本上統一了大陸的領土。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確有很高的氣勢，試圖一舉解放金、馬，進而解放台、澎。但金門一役，人民解放軍損失慘重，解放金、馬衹得暫緩。之後，爆發了朝鮮戰爭，戰火一度延燒到鴨綠江邊，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發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解放台、澎、金、馬被暫時擱置。一直到朝鮮戰爭結束，雖然人民解放軍一直在積極準備解放台、澎、金、馬的戰爭，但國際形勢、戰爭時機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團出席萬隆會議，“求和平、謀發展、要合作”的訴求成了萬隆會議的主題，中國政府順應時代潮流，回應國際社會期待，第一次向國際社會表達願意和美國政府開展談判，討論和緩遠東地區特別是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1955年5月，在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第一次公開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個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③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處理台灣問題的方針開始從“武力解放台灣”轉變到“和平解放台灣”。
之後，為了抵制美台之間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抵制美國要求兩蔣放棄金、馬，謀求劃峽而治的企圖，發生了兩次炮擊金門事件。第二次炮擊金門從1958年8月開始，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1979年元旦之前。六十年代初，周恩來又提出“一綱四目”的主張，也是著眼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考慮，事實上也就孕育了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可以說“一綱四目”的主張正是“一國兩制”構想的萌芽。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極左思潮的影響，曾一度重提“一定要解放台灣”，但歷史的發展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行，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事物的發展還有可能出現反復。這正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之一。1979年元旦，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向全世界公開宣示了中國共產黨決定以和平方式謀求兩岸統一的誠意與決心。從即日起大陸停止炮擊金門，呼籲兩岸之間開展談判，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呼籲兩岸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及發展經貿。當時，中日邦交已經正常化，北京與華盛頓也決定從1979年元旦起正式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影響台灣問題解決的美國因素已經大大降低。但《告台灣同胞書》更多的是以民族大義、民族情感的角度進行呼籲和勸說，感情訴求的成分比較多，字裡行間充滿著溫馨的喊話。而如何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政策主張著墨不多。但《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標誌著大陸對台大政方針由“和平解放”轉為“和平統一”，對台灣問題的揭示也更科學、更準確。
2.從“葉九條”到“鄧六條”再到“江八點”，“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及政策安排逐漸明朗和清晰，並把這一構想上升為推進兩岸統一的基本方針。
1981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公開談話，提出和平統一的九條主張，俗稱“葉九條”。“葉九條”第一次提出國共兩黨實現對等談判，開展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對統一之後台灣當局享有的權利、統一之後的制度安排、實現兩岸的“三通”、“四流”等政策都做了具體闡述，④這些主張就是後來被鄧小平稱為“一國兩制”模式的雛形。“葉九條”內容非常具體，每條主張完全可以落地，有些主張在隨後的兩岸交流交往中已經被逐漸落實。
1983年6月，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洲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提出和平統一的六條主張，俗稱“鄧六條”。“鄧六條”其實是對“葉九條”的補充和完善。“鄧六條”明確指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經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不贊同“完全自治”，自治應有一定限度，不能損害統一後的國家利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不現實的。統一之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與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司法權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統一之後，台灣還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⑤這些主張與“葉九條”共同構成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具體政策主張。
1995年春節前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在該篇講話中，江澤民提出了“八點主張”，俗稱“江八點”。當時，解嚴之後的台灣政局出現不穩定跡象，島內政治走上了所謂的民主化道路之後愈發動盪不安，各式“台獨勢力”紛紛粉墨登場，開始明目張膽地開展活動，尤其是民進黨把“台獨”目標寫進了黨綱，且先後還贏得了不少地方選舉，面對這種形勢，李登輝公開縱容“台獨”分裂勢力，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阻撓兩岸直接“三通”。在這個背景下，“江八點”的提出無疑是必要的。在“江八點”裡第一次提出“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反對以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擴大國際空間活動’”；重申了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在一個中國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這一更具彈性和靈活性主張；第一次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第一次提出“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⑥這些主張進一步豐富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
3.從“胡四點”到“習五點”，既堅守原則，又展示高度的靈活性，對以往的理論繼承中有創新，堅持中有發展。
2000年之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開始跌宕起伏。陳水扁當局玩弄騙術，背信棄義，不斷挑戰兩岸關係的底線，一度使兩岸關係搞得劍拔弩張。2005年3月4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在參加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時就兩岸關係發表四點意見，俗稱“胡四點”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四點意見高度概括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行穩致遠的要點，把原則、方向、依靠力量、反對目標都表達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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