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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兩岸媒體人“一同”印發的單頁《號外》。（來源：汪毅夫提供） |
中評社北京6月25日電（作者 汪毅夫）我手頭的這張傳單，是1947年3月2日下午8時，由台北市大明報、國是日報、人民導報、民報、中外日報、重建日報、經濟日報、工商日報，和上海市大公報、新聞報台灣辦事處，即由兩岸媒體人“一同”印發的單頁《號外》。
當時台灣二二八事件剛剛發生，事態尚在發展。傳單開篇就說：“此次省垣發生不幸事件”，各報“未能照常出報，殊為歉疚”，“本日戒嚴令業已”實行“而市面秩序未盡恢復常態”，記者乃“綜合”各種“情形”，“根據民眾之講述，爰以輿論界之立場，向長官公署”提出“建議”，包括“受傷者迅由各醫院收容，治療費用由政府負擔”，“傷亡及失蹤，集中報告於市政府，俾便訪問調查”，“軍警巡邏（以下7字模糊不可辨識）不必全列武裝以緩民心”，“關於本案死者由政府撫卹”，以及確保市場“供應民眾”、保釋被捕者等（汪按，傳單部分文字模糊不可辨識，未能照錄原文）。傳單並開列當時已經被捕的30人的名單（包括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意在引起社會關注以保全其生存權。
這一頁傳單，關注的是事件的傷者、死者、失蹤者和被捕者的生死安危，關注的是事件後同民眾緊密相關的社會秩序和市場供應，具見兩岸媒體人共有的“輿論界之立場”、共有的人文情懷。尤其令人有感的是，傳單公布被捕者名單以保其生存權的良善用意。台灣俗諺所說的“嘩拍嘩刣（喊打喊殺）”“看熱鬧不怕代志（事情）大”“咀咒讓別人去死”，是不良媒體的行徑。
附帶言之，我在《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叢書》里看到，1950年代軍法審訊官還在追查《中外日報》參與的這頁傳單（《號外》）的來由和下落哩。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