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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介入台灣“大選”問題上言行不一。 |
中評社╱題: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歷史與規律 作者:王偉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台灣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摘要】自1996年台灣首次舉行“大選”至今,美國從未間斷對台灣“大選”的介入。本文梳理了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歷史,總結出若干規律,主要包括:在介入台灣“大選”問題上言行不一;中美關係平穩或緊張的基本態勢是影響其介入取向的首要因素;對台灣“大選”的介入方式靈活多樣;介入台灣“大選”的一個重要策略是不反對具有明顯優勢者。美國對2020年台灣“大選”的介入取向表明,美方不再把台海和平與穩定作爲其介入台灣“大選”的基本取向之一。大陸也必須通過自身的全面發展進步來提升自己影響台灣政治走向的能力。
一、引言
選舉是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地區的政治生活中的一項基本內容,是政治權力實現平穩過渡和有效運行的重要環節。選舉的結果不僅直接決定著當事國/地區的政治秩序,也會對其對外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其他相關國家/地區也希望該國家/地區的選舉結果符合自已的利益訴求。正因爲此,許多有能力的國家/地區都希望對其他特定國家/地區的重要選舉進行某種形式的介入或干預,以達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從二戰後的國際關係史來看,一個國家/地區介入另一個國家/地區的重要選舉確實是常見現象。冷戰期間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經常干預各自陣營成員、對方陣營成員、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地區的選舉事務。某些國家/地區通過游說、政治獻金等途徑,對其他國家/地區的選舉施加影響。這種現象到冷戰結束後并未消失。此外,以聯合國爲代表的國際組織向某個國家/地區派出觀察員或工作團隊,監督或協助其選舉事務,也是冷戰後國際社會介入某個國家/地區選舉的重要形式。當然,這種形式是得到國際授權、也得到當事國/地區同意的合法介入。
最近幾年來,非法或處於灰色地帶的跨國/地區選舉干預,正在成爲國際輿論討論的熱點議題,其中尤以美國部分人士指控俄羅斯在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期間透過散布假消息、甚至以黑客手段竊取美方敏感信息以干預美國大選的“通俄門”最爲引人注目,這件事甚至導致美國國會民主黨人士提起針對特朗普總統的彈劾案。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曾於2018年9月27日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一次會議上,指控中國試圖干預美國2018年的中期選舉,遭到中方嚴正否認。①事實上,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考量,幾十年來一直干涉作爲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對台灣地區的歷次重要選舉通過各種方式施加影響,也是美國實施對台政策的重要途徑。
二、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歷史回顧
衆所周知,中國台灣地區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依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建立起來的,各種規模的選舉是其政治體系運行的重要環節。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開始於1996年3月、此後每四年舉行一次的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選舉,即所謂的“大選”。除“大選”外,目前台灣地區的重要選舉還有在“大選”同一天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以縣市長和縣市議員選舉爲主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各個政黨和社團組織內部也會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行選舉活動,主要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較爲引人注目。而美國最在意的是四年一次的台灣“大選”,因爲在“大選”中勝出的政黨和個人及其組建的執政團隊,是代表台灣當局與美國打交道的行爲主體。美國要確保台灣當局能够服從、至少不違背美國的意志,維護美國在台海地區的戰略利益。因此,美國對台灣歷次“大選”幾乎無役不與,以多種形式和手法影響選舉結果。本節先對迄今爲止的七次“大選”及美國介入情況進行簡要回顧,下節再探討其中的若干規律。
1、1996年“大選”
1996年3月23日,台灣地區舉行了開啓民主化進程以來的首次“大選”。美國一直是台灣地區民主化進程的最重要的外部推手,所以確保這次“大選”成功舉行也符合美國的期待。而李登輝被奉爲台灣的“民主先生”,也是美國國會裡親台議員們力捧的對象。早在這次“大選”前的三年時間內(1993-1995),美國第103屆(1993-1994)和104屆(1995-1996)國會先後提出近20項涉台提案,其中多數都建議美國行政部門對台灣當局的官員發放赴美簽證和派遣美國內閣級官員赴台訪問。這些提案中最後有3項完成立法,6項修正案獲得通過。雖然這些法案對行政部門沒有強制力,但確實對當時的克林頓當局造成很大的國內政治壓力,其直接結果就是不得不違背之前拒絕李登輝訪美的政策聲明,放行李登輝於1995年6月以康奈爾大學校友的身份訪問美國。②毫無疑問,此事對於提高李登輝在台灣選民中的聲望、確保他在次年的“大選”中獲勝,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李登輝訪美後,中方爲了表達嚴正立場,從1995年7月份開始,在台海地區舉行多次軍事演習。在1996年3月台灣“大選”前半個月左右,大陸軍方又在相關海域進行導彈發射訓練,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都做出了強烈反應。一些國會議員聲稱美國應該承諾“保衛台灣”,要求向台灣出售更先進的武器,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以及在台灣“大選”結束後邀請當選的領導人訪問美國。③美國國防部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集結在台海附近水域與大陸軍方對峙。這也是美國自1970年代越戰結束後在東亞地區最大的一次軍事集結。五角大樓發言人聲稱,這些軍事調動是爲了“確保中國人對我們在這一地區的利益不會做出任何錯誤估計,并向我們在這一地區的朋友再次表明,保持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我們的利益所在”。④隨後,李登輝在“大選”中擊敗另外三組候選人,以54%的得票率高票當選。從整個過程可以看出,這次“大選”實際上是在美國的武力保護下完成的,美國對這次“大選”進行了最直接、也最“暴力”的介入。
2、2000年“大選”
2000年3月20日的台灣“大選”,是台灣政治發展史上實現首次所謂“政黨輪替”的“大選”。在“大選”前的1999年7月,時任台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公然提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導致兩岸關係再次緊綳。李登輝在這個時間點提出“兩國論”的根本目的,從長遠來看是在下台前充分利用手中權力,加大在島內輿論場營造“台獨”政治氛圍的力度,加快推進“台獨”思潮合法化的進程;從短期來看則是暗中配合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及其候選人陳水扁,打擊當時明確反對“台獨”且選情相對樂觀的宋楚瑜。特別是爲了進一步打擊宋楚瑜,李登輝還指使國民黨人士於1999年12月9日拋出“興票案”,⑤受此影響,宋楚瑜的清廉形象遭到打擊,選情轉差,最終以小幅劣勢敗給陳水扁。
美國國會當時正極力推動《加強台灣安全法》的立法進程,企圖以此取代《與台灣關係法》,向台灣當局提供更多、更明確的“安全保護”。克林頓當局面對國會的壓力,一方面向中國大陸多次強調反對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也對陳水扁的言論有所壓制,以安撫中國大陸。陳水扁以此爲契機,在競選過程中策略性地淡化“台獨”立場,提出所謂“新中間路綫”,從而既迷惑了部分反“台獨”的選民,也迷惑了克林頓當局。在選舉前的最後幾天,美方終於鬆口表示“不反對陳水扁當選”,實際上解除了島內部分親美民衆對陳水扁上台後可能導致台美關係緊張的疑慮,成爲陳水扁走向台灣地區最高權力殿堂的“臨門一腳”。
此外,當前述“興票案”持續發酵并嚴重衝擊到宋楚瑜的選情時,宋楚瑜的政敵也曾指控其長子宋鎮遠利用“興票案”中“不法所得”在美國加州購買五棟房屋,而宋鎮遠自述其購房款主要來自他在美國工作的薪酬收入。以美方的情報能力和發達的金融系統,他們應該有能力很快查清該款項的實際來源。如果宋鎮遠所言屬實,且美方及時公開澄清,就會對宋楚瑜的選情產生正面效應,甚至改變整個選舉結果和台灣政治進程,推遲“台獨”分裂勢力上台執政的時間。而當時的美方選擇沉默,并未就此事發表任何評論。
3、2004年“大選”
2004年3月20日的“大選”,是台灣選舉史上最具爭議的一次“大選”。陳水扁在第一個任期內先後拋出“一邊一國論”“台獨時間表”“公投綁大選”等挑釁性議題。此時的美國仍處於反恐戰爭狀態,中美關係因反恐合作而處於較爲平穩的態勢,美國此時不希望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遭到破壞,迫使美國分散精力和資源來應對。因此,針對陳水扁的一些挑釁性言行,除了大陸方面多次進行警告與抨擊外,美方也多次向台灣當局發出警告,甚至給陳水扁貼上“麻煩製造者”標簽。⑥
2003年12月2日,白宮發言人明確要求陳水扁當局“不要發表或進行任何足以提高兩岸緊張關係或妨礙對話的言論或行動”。最嚴厲的反應發生在2003年12月10日,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在白宮會見到訪的中國總理溫家寶時公開表示:“台灣領導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單方面采取行動改變現狀,這是我們所反對的。”⑦小布什的明確表態是對陳水扁的重大打擊。在“大選”前的2004年2月11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又在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說,美國沒有看到台灣舉行“公投”的必要性,美方對台灣“公投”的任何一個議題都不支持。⑧大陸和美方的壓力,以及初現端倪的陳水扁家族貪腐案,使得台灣選民更加謹慎。“大選”前的多次選舉民調表明,陳水扁的支持度低於泛藍陣營候選人連戰平均5%左右,⑨前者的執政優勢并沒有體現出來。但由於“大選”前一天發生了離奇的槍擊案,在次日的投票中陳水扁以微弱優勢勝出。
面對這樣的選舉結果,泛藍陣營普遍懷疑槍擊案是陳水扁團隊的自導自演,目的是栽贓和抹黑國民黨,爲民進黨爭取同情票。於是,泛藍陣營提起“選舉無效”之訟,并發起大規模抗爭活動,連續多日在“總統府”門前廣場上集會示威。面對這樣的局面,美方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方針,促使台灣政局保持穩定。美方先是積極安撫泛藍陣營領導人,要求他們不要升級抗爭形式;然後又要求陳水扁不得采取鎮壓措施,爭取讓抗爭和平落幕;再以台灣當局“中選會”已公告陳水扁當選爲由,由白宮發表聲明祝賀陳水扁當選,并以此向泛藍陣營施壓,要他們接受既成事實,停止抗爭。美國此舉實際上屬於“選後介入”,主要目的是維護台灣政局和台海局勢的穩定,但在客觀上等於幫助了陳水扁。美國的實用主義手法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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