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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衝突爆發後，美方不直接進場使俄烏陷入膠著狀態。 |
中評社╱題：俄烏衝突背景下中美關係的一個嘗試性分析 作者：李海默（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博士
【摘要】本文嘗試將近期的俄烏衝突，美國國內政治和中美關係放入同一個框架內觀察。本文指出，原本從宏觀上講，美方不直接進場而已使俄烏陷入膠著狀態，這對拜登來說是較大的利好因素。然而，受美國國內經濟表現不佳拖累，同時也是因為特朗普風潮未退的影響，拜登國內民意持續低谷徘徊。特朗普及共和黨陣營攻擊拜登的一個要點是拜登過分關注和強調俄烏，從而忽視了真正“要命”的中國威脅因素。即使跳出美國一國的範圍，我們仍能清楚看到，西方世界的民粹主義政治浪潮并未真正落幕，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方興未艾的態勢。鑒於這種右翼民粹主義言論與思潮的甚囂塵上，拜登開始搞以IPEF框架為中心的一系列新對華施壓措施，并在台灣問題上小動作不斷。作為中國，特別需要防範的一點是，美國兩黨在高度極化時代裡取得某種一致共識，即將中俄完全渲染為鐵板一塊的一體化而做相關的國際輿論宣傳。搞好中歐關係的穩定平衡，也許是中方進行戰略破局的其中一種妙法。
一、俄烏衝突：從美國國內政治的進程觀察
我們看到，共和黨人，尤其是特朗普這個陣營序列下的人，特別願意將火力集中於渲染所謂拜登的“對華軟弱”。按照特朗普的講法，就是伊朗、俄羅斯和中國都極端輕視和看低無能的拜登政權，而蓬佩奧的口徑也幾乎如出一轍。從邏輯上講，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一，他們需要攻擊拜登；第二，他們一向對中國充滿敵視；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因素，即這群人往往傾向於主張所謂“聯俄制華”路綫。但俄、烏衝突事起之後，西方輿論和社會觀感一邊倒地偏向於反俄情緒，拜登的處理手法也因為俄方軍事行動進展不順利而頗受不少人的肯定，因此，直接說拜登不應對俄強硬，肯定是在群衆那裡拿不到票的，但如果把拜登說成過度重視俄羅斯威脅，而輕視與放鬆了來自中國的“敵意”，就顯得更為名正言順，師出有名。
那麼，這些來自於共和黨，特別是特朗普陣營的，對拜登的攻擊是否奏效了呢？從一方面說，其效果似較有限，因為拜登近期民意并未發生急劇下墜現象；但從另一方面講，其效果似乎又很不錯，因為儘管拜登在俄烏問題上失分不大，但其國內民調一直低迷慘淡，具體表現甚至比特朗普執政的同時段來得還更糟糕。
俄烏衝突日益升級之後，特朗普顧慮到西方一般輿論的走向，也對俄國的軍事行動或多或少發表了一些譴責，但他始終不願公開聲討普京，并時不時會吹噓一下自己和普京的所謂“良好關係”。衆所周知，特朗普是話術方面的大師，對於俄烏衝突，他也想了一個非常犀利的說法。他說，普京之所以敢於動烏克蘭，核心原因是看到了拜登2021年在阿富汗撤軍問題上顯露出的倉皇失措和大敗態勢，進而覺得拜登可欺，進而會急著對烏克蘭下手（Biden's Afghanistan pullout made Putin think he could take Ukraine）。而且并非沒有人為特朗普這種講法提供背書。美國學界保守派人士Victor Davis Hanson就宣稱拜登應向特朗普學習，尤其是學習特朗普的那種所謂“對敵威懾”（deterrence）的戰法模式〔1〕。但是，顯然并非人人都會對這種論調買賬。比如，很多評論人士就認為，特朗普一直強調北約無用論，說北約各國搭便車，占美國便宜，并有一種傳聞，一旦特朗普成功獲得第二任期，他可能會使美國離開北約體系。而正是這一“戰略良機”的落空，使得普京大為失望，惱羞成怒，并決定於此拜登時代直接對烏克蘭動武〔2〕。還有一些立場更為激進的批評者甚至直接說：“現在的烏克蘭危機其實恰恰就是普京和特朗普這兩個人埋下的炸彈，是這兩個人最早埋下了導火索。”〔3〕其實，這兩種截然不同、看似不可調和的論點，就類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很難講哪一方是絕對的正確，且兩方都各自有自己的信徒和群衆根基。
2022年2月，特朗普曾誇普京“聰明”，引來白宮副新聞秘書的怒懟〔4〕。特朗普的論述口徑是這樣的：“聰明人往往能升到國家的領導層，可惜在我們美國卻并不是這樣，現在的最高層就很不聰明。那麼你們也許要問：普京聰明嗎？啊！當然啦，普京當然是聰明的。”〔5〕俄烏衝突事起之後，特朗普在話術上走得最遠的一次，發生在2022年3月底。當時，特朗普公開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公布關於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黑料”，指控亨特曾從莫斯科前市長的妻子手中收受350萬美元。特朗普宣稱，普京可能會知道相關信息，因此他呼籲普京儘快披露拜登家族的醜聞：“她給了亨特350萬美元，我覺得普京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我認為普京應該儘快曝光它。我覺得我們需要知道問題的答案。”〔6〕此事引起了拜登白宮的重視，白宮發言人向媒體譴責特朗普的這一言論，稱在俄烏衝突持續的背景下，“衹有特朗普”能做出這樣的“無節操”之事。反特朗普的CNN直接說特朗普向普京喊話這件事，比以往特朗普幹的類似事件性質都更為嚴重和惡劣〔7〕。Politico認為這是赤裸裸的邀約“外部勢力”干涉美國內部政治議程〔8〕。大約是看到這種論調的不受歡迎之處，特朗普此後似乎沒有在這個方向上繼續大做文章。美國的反特朗普媒體普遍都在致力於將特朗普描述為一個親俄和反烏的人〔9〕，這樣就正好與西方主要的民意走向相背離，特朗普對此必心知肚明，故他未必會主動撞到槍口上去。
進入2022年5月，特朗普仍對拜登窮追猛打，不依不饒，特朗普直接在群衆集會上說：“你可以把整個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五位總統放在一起，他們不會也沒有帶來拜登在短短16個月內對美國造成的傷害”，并且說拜登是“無人匹敵的、不折不扣的失敗者”。特朗普宣稱：“我們的國家正滑向地獄，而我們將糾正這一點。我衹希望這不會太遲。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非常危險——可能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危險的。它可能演變成新的世界大戰。我們的國家正由能够把局勢引到世界大戰的人領導。”根據特朗普的說法，拜登政府要對美國失去在能源領域的主導地位負責〔10〕。特朗普還曾攻擊：“民主黨又要給烏克蘭400億美元，但美國父母們卻需要拼命努力，才能勉強養活他們的孩子（指嬰兒配方奶粉荒），”并說這是“美國之恥”（national disgrace）。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國內民意的確是有比較顯著變化。比如，在此之前，由於高度政治極化，一旦關涉到美國對於歐洲防務的承擔問題，民衆意見往往顯得趨向兩極，互不相讓，不知哪一方占據主流。但2022年俄烏衝突後，民調顯示，約69%的受訪美國民衆表示，他們希望美國能加強在歐洲的軍事存在，以抵禦俄羅斯方面的擴張〔11〕。這種數值，在俄烏衝突大爆發之前，應是相當難達到的。事實上，就連保守派的大本營福克斯新聞台都說“烏克蘭必須要打贏由普京所發動的這場戰爭”（Ukraine must win the war Putin is waging）。
從某種意義上講，要想真正瞭解俄烏衝突的來龍去脈，除了考慮俄烏及整個東歐的地緣政治要素之外，另一個相當重要的切入點，仍是美國國內政治進程〔12〕。2021年3月，剛上任不久的拜登公開稱普京為“殺手”，并表示普京需要為干涉、破壞2020年美國大選“付出代價”，當時就已經引起了俄羅斯方面極大的反彈和憤怒。2022年3月，拜登在波蘭首都華沙皇家城堡發表演講時直指普京，稱其“不能再繼續掌權”（cannot remain in power）。這些措辭都甚為激烈，可見民主黨方面對普京的較深憎惡。此外，我們要看到，實際上自從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開始，普京就已經走上了一條非常強硬的路綫，為了維護俄羅斯的身份認同以及地緣政治格局上的利益（identity and geopolitics）不惜做出巨大犧牲〔13〕。從這個角度上看，真正的變量反而不是普京，而實際是美國政治從2014年以來奧巴馬-特朗普-拜登的劇烈變化（以及包括2024特朗普是否可能會捲土重來〔14〕）。今日美國在援烏的時候，也許或多或少要考慮到這樣一個潛在的問題：由於烏軍中有一部分武裝是納粹性質的（如亞速營），國際援烏志願兵裡也不排除混入少量恐怖主義分子，如果將來部分美國和北約的援助武器最終落入這些人之手，會否對美國及北約產生反噬效應與安全憂慮，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二、拜登對華動作頻頻
從目前情況看，拜登似乎也明確感受到了特朗普勢力帶來的壓力。2022年以來，特別是進入2022年夏季之後，拜登政府開始明顯地以更大力度打“中國牌”，做出一系列動作舉措。5月12至13日，美國-東盟特別峰會（U.S.-ASEAN Special Summit）在華盛頓召開，除菲律賓和緬甸領導人外，東盟各國領導人首次受邀而齊聚於白宮；5月23日，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總理莫迪在東京舉行“印太繁榮經濟框架”（簡稱“印太經濟框架”、IPEF）啓動儀式，首批參與國共有13個國家；同日，岸田文雄與拜登舉行會談，會後雙方舉行聯合記者會，拜登在記者會上表示，如果中國大陸對台灣地區發起行動，美國將進行軍事干預。美國《華盛頓郵報》認為，這是美方“幾十年來，就台灣問題做出最有力、最公開的表態之一”；5月26日，美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對華政策演講，態度整體較為強硬；6月，美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舍曼對亞洲進行了為期9天的訪問行程，到訪韓國、菲律賓、越南和老撾等地，繼續鼓吹要打造“一個更互聯、繁榮、安全和有彈性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6月，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和13個IPEF國家代表在巴黎舉行非正式會議；同樣在6月，美國防長奧斯汀公開稱美方對台政策沒有變，“是中方變了”，并稱中國對周邊地區采取了所謂“更具脅迫性和侵略性的態度”。
對待這一系列挑戰，中方表現相對較為克制，2022年6月，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盧森堡舉行會晤，楊潔篪表示，中美關係處在關鍵十字路口，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是中美正確相處之道，符合中美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國際社會普遍願望，理應成為發展中美關係的根本遵循。中方願同美方探討實現這一願景的路徑和方法。中方反對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美方應端正對華戰略認知，作出正確抉擇，同中方相向而行。客觀地講，拜登政府對華也并非全盤皆是惡意，如就在最近，拜登告訴其內閣成員，他個人傾向於放寬特朗普時期部分對華關稅。
無可否認的一點是，在民調滿意度的表現上，拜登真是差強人意。到2022年4月下旬的時候，多家民調都顯示 “拜登的民調滿意度和特朗普同期相比簡直半斤八兩”（Biden’s approval ‘most similar to his predecessor’ Donald Trump at this point in presidency）〔15〕。美國商務部2022年4月底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第一季度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下降1.4%，是2020年第二季度（當時背景是新冠疫情在美大爆發）以來美國經濟的首次萎縮。當這個新聞剛公布的時候，CNN發評論直接說：“這昭示了2022年民主黨中期選舉選情可能相當不妙”（A disastrous day for Democrats' 2022 chances）〔16〕。2022年5月初，美國新冠死亡人數已極端接近100萬關口，新冠入院人數和預測病亡人數都開始呈現爬升趨勢〔17〕，CNN五月的一項民調顯示出，約80%的受訪者認為拜登政府在對抗通脹方面做的不够，衹有23%的受訪者認為現在美國經濟狀況挺景氣的，有32%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目前的各項情況和整體發展勢頭都還不錯，對於拜登政府的整體經濟政策，衹有34%表示肯定，66%的受訪者都表示了否定〔18〕。2022年6月，美國勞工部公布數據顯示，5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1.0%，遠高於4月環比漲幅0.3%；同比上漲8.6%，為1981年1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美聯儲最近的大幅度加息，被一些經濟學者評估為將可能會造成“手術成功，但病人死亡”的潛在大麻煩。
每日持續彙總多方數據做綜合測評的538網站，在2022年錄得了前所未有的拜登民意支持新低。其中，2月27日綜合數據顯示，拜登民意滿意度跌至40.4%，已相當接近於擊穿40%防綫。後因俄、烏事態發展有所好轉（以美國視角看），至3月13日最高衝回到43%，但之後又開始轉頭向下走（主要受經濟指標所累），最終在6月13日首次直接擊穿40%綫，進入3字頭區間，6月13日是拜登執政的第510天，此日拜登538綜合民調支持率僅為39.7%，而特朗普執政的第510天538綜合民調支持率為41.8%，高過拜登兩個百分點。2022年6月，CNN政治板塊有一則這樣的報道：拜登慘淡的民調已成他總統任期的常規狀態 （Biden's dismal poll numbers are a feature, not a glitch, of his presidency），同樣在六月，CNN還有這樣一則報道： 從2021年初國會山騷亂事件以來特朗普變得愈發受歡迎了（Trump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since the January 6 Capitol attack）。
拜登對外的成績至少看起來比其處理內政的水平要稍微好一些。但即便如此，仍是問題多多。2022年3月，學者James D. Boys回顧了拜登執政第一年的外交政策，發現面臨的問題多於提出的解方，總體的態勢是：已建立以拜登為中心的統一領導，但還未能有效掌控全局的各個方面（In Charge, But Not in Control）〔19〕。另有美國學者在2022年5月認為，拜登的整體對華政策是文辭漂亮，但實際細節相對就較為不足（Eloquent but Inadequate）〔20〕。
三、從歐洲政治的角度看
曾有學者將歐洲近年興起的民粹主義政治浪潮稱之為“對於不够民主的當代自由主義的一種不够自由的卻似乎要更為民主的回應”（Illiberal Democratic Response to Undemocratic Liberalism）〔21〕。正如學者Rosa Balfour所指出的那樣，其實，在俄烏衝突事起之前，在除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之外的歐洲區列國裡，其實都廣泛存在著同情俄羅斯，甚至於挺俄羅斯的社會情緒。儘管這種情緒并未能占到主導（或者普遍性）的優勢位置，但其客觀上的確實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不少時候不止是右翼人士會有這種親俄的想法，有時左翼人士也會有〔22〕。整體來說，這并非一種非常邊緣性的看法。
從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說，則正如學者Scott Lavery等人在2021年初的論文裡就已指出的那樣，歐洲當前面臨的是一種新的全球性範圍的失序現象和快速變遷現象，而歐洲致力於求索的則是一種相對而言的“自主性”地位（a degree of relative autonomy）〔23〕。學者Andrew Cottey在2021年的研究認為，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較長時段基本和平態勢很大概率仍將會繼續保持下去〔24〕。我們看到，儘管歐洲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後堅定支持烏方，提供了各種援助，但歐洲也并未直接進場去和俄羅斯進行正面衝突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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