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20世紀80年代大陸官方對台灣方面的承諾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參考。
既然先前的大陸領導人曾在公開場合就“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施方案對台灣方面做出過承諾，大陸學界在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就應在一定程度上遵循這些承諾。但是，遵循承諾並非意味著原封不動地照搬承諾。我們要看到，這些承諾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時過境遷三十多年，如今不論是中國大陸的發展局勢還是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兩岸力量對比出現了根本性、結構性的逆轉，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給大陸未來治理台灣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加之國際社會的複雜多變。考慮到這些，我們認為，鄧小平先生當年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方面的構想，並非完全適用於現在，未來設計台灣方案時不能無視以上變化而照搬原承諾。筆者認為，未來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對於鄧小平先生的先前“承諾”，我們只能與時俱進地“參照”，而不能原封不動地“依照”。
第四，二十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教訓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實踐資源。
在香港回歸以前，“一國兩制”不僅是中國對區域高度自治模式的重大探索，也是世界上不曾有過的破解國家統一難題的首創性制度安排。二十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給我們設計台灣方案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但無法回避的是，香港方案中曾因個別制度設計的瑕疵而給後續“一國兩制”實踐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這些問題在未來台灣方案的設計中必須有意識地予以防範和避免。筆者認為，凡是不利於中央有效行使全面管轄權的制度安排，中央應堅決一律予以改造或捨棄，不能在台灣的“一國兩制”實踐中再重複出現類似香港的疏忽。筆者在深入研究後，總結出了12個方面，有待另外辟文展開論述。
第五，國外處理中央（或聯邦）與高度自治地區的經驗教訓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必要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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