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局《人民中國》副總編輯陳言就新冠疫情後東亞經濟關係的重組表達看法。他指出，從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嚴重程度來看，東亞比歐美輕許多。無論是疫情的蔓延程度還是經濟遭受打擊的程度，東亞國家都要輕微許多。這是當前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陳言指出，疫情發生以後，中國的數據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這是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都未能做到的事情。隨著數據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經濟向5G、互聯網轉變的趨勢也會隨之加快。中國在數據經濟領域趕超美國將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數據經濟的發展將帶來東亞經濟的新一輪提升，東亞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火車頭作用或將更加顯著。
陳言認為，疫情之下，東亞的中日韓三國之間的產業鏈並未發生大的變化。東亞之間的產業鏈是緊凑型的，可能會在疫情之後得到進一步鞏固。而更長的產業鏈，比如，中國和美國之間，中國和歐洲之間這種產業鏈可能會出現一些變化。儘管東亞產業鏈未受太大影響，但未來中日之間的合作依然存在一些困難。疫情之後，若中日之間沒有在醫療上合作的態勢，真正可以信任的中日關係的確立就會比較困難。
台灣輔仁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何思慎在發言中談及安倍內閣安全戰略下的台日關係。他指出，的確面對中國的崛起，台、日有共通的安全顧慮。台灣扼住日本南疆，台海局勢攸關日本的周邊安全。然而，這不意味日本在對台政策上將改弦更張，揚棄“七二年體制”，超越中美關係框架，建構台、日間具主權意涵的關係。由於中、日、台三方的互動模式仍然被侷限於“七二年體制”，因此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仍然左右著台日關係的發展。日方在發展台日關係之際必觀望中日關係、兩岸關係的發展。當中日關係處於低點、兩岸關係穩定的情況下，台日關係最可能有實質的進展。
他認為，民進黨主政下的台日關係依舊停留在過去，並未取得實質性突破。台日關係是受到結構所影響的，不會因一些領導人的私交而產生大的轉圜。在日本的東亞外交格局中，台日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下位的關係，會受到兩岸關係、中日關係、美日關係的牽動。日本在處理中日關係的時候，很少打“台灣牌”。台灣對日本而言是一個很穩定的存在，故而日本不會多在台灣身上加碼。相反，中日關係的改善會給日本帶來更多利益，日本因而會圈里改善對中外交。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評智庫高級研究員王鍵表示，中日兩國曾就構築“戰略互惠關係”達成共識，但中國或更強調“戰略”，而日本則更強調“互惠”，而定位差異則是造成兩國“戰略互惠關係”呈現波折跌宕的一個重要原因。按照新現實主義理論，近年來中日關係的曲折複雜的決定性因素並非“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權力變更，而是日本強化在日美同盟“遏制中國”戰略下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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