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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2期《中國評論》月刊目錄（中評社圖片） |
本期“智庫聚焦”欄目刊發了《變動中的中歐關係及其基本走勢》和《穩定歐洲是中國對美外交破局的要務》兩篇文章。
《變動中的中歐關係及其基本走勢》一文作者吳白乙（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表示，歐盟本身是一個複雜力量的集合體，它通過成員間協商，以制度建設為途徑規範和整合各方利益、觀念意識、行動能力。在這個“仍在路上”的建構過程中，各方之間的差異性帶來多重政治博弈，衹有用超級繁複的遊戲規則來體現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平衡，這也造成歐盟權威性、生命力存乎於自身的不穩定性當中。面對當前中歐關係出現的複雜、多變現象，我們必須“由表及里”地看待事態發生的機理，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歐盟的特性，以超常的耐心和高超的能力去作出回應。
在《穩定歐洲是中國對美外交破局的要務》一文中，作者李海默（美國休斯敦大學政治學系本科生課程講師、政治學博士）表示，中國外交層面目前的一大要務是繼續穩定和發展中歐合作友好關係，這不僅是一帶一路計劃的題中本有之義，而且也是應對拜登政府當前對華強硬取態的最好的回擊。同時，拜登政府本來也已闡明，中美兩強之間仍有若干合作餘地，那麼在這些領域中國也自然可以繼續維持和發展與美方合作；而至於拜登將和中國激烈競爭的那些領域，中國當然也不會輕易退讓（中國尤其需要防範的是美國聯合其盟友對華展開高精尖領域的科技戰），該打則打，競爭合作，總體格局大略仍是“鬥而不破”，“長期互搏”。在策略選擇的層級上，筆者甚至認為維持中歐關係穩健發展可能比與美方長期“競爭合作”來得更為重要和關鍵，因為這個關節才是美方對外總體策略變動最大的一環。
劉瑞陽（海南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博士）在《再論中國南海主張的代表權問題》一文中指出， “一個中國”和聯合國大會 2758 號決議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並非台灣當局。因此，中國在南海的權益主張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表述、解釋為準。南海仲裁案“仲裁”期間，中國政府堅持該案仲裁庭無管轄權拒絕參與，但南海仲裁庭和菲律賓默契配合將台灣當局證據送入庭審並視為中國的南海主張，影響該案程序審理。本文從證據視角，探討南海仲裁庭濫用證據自由裁量權采納不能代表中國的台灣當局證據，將其視為中國政府主張，步步突破該案的可受理性和管轄權問題，嚴重違反了“聯大 2758 號決議”。
本期“智庫分析”欄目刊發了《台灣憲改主張對兩岸關係之政治衝擊》一文。該文作者柳金財（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表示，在台灣當前制度框架、主流民意、民進黨內主流派系及國民黨、大陸當局共同制約下，最終應會以蔡英文所倡議“維持現狀”作為修憲“底線”； 修憲重點聚焦於公民權下降至十八歲，政府結構重塑及治理能力提升。民進黨黨內激進獨派及獨派政黨所宣稱修憲改革之“高線”目標，看似“狂風暴雨”，實則猶如“茶壺里風暴”，最終仍會是“和風細雨”局部性修憲，在此結構性制約力量下導致台灣憲改不易變更兩岸現狀。
本期“智庫思潮”欄目刊發了《港式資本主義論綱》一文。作者莫世祥（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全職教授、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退休教授、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表示，香港華人富商代表的港式資本主義，既有接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先進性，也保留有殖民資本主義的原始落後性。前者曾經引領內地經濟持續騰飛，後者卻拖累香港在 21 世紀後蛻變為國家經濟列車的一個車輪。在國際經濟下滑的接連衝擊下，港式資本主義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密切聯動的優勢變成劣勢，其固有的原始性和落後性便充分裸露出來，從而導致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的劣變。如今，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在香港本地市場將原來一以貫之的自由經濟，轉化為以房地產商為主導的壟斷經濟；港式資本主義的壟斷加劇香港貧富懸殊，固化富豪世襲，窒礙昔日普通市民依靠努力拼搏便能向上發展的空間，造成民怨鼎沸，社會動盪；別有用心的勢力乘機煽風點火，將“港獨”、“反中”作為民怨的宣洩口，釀成近幾年接連發生的社會動蕩。港式資本主義壟斷的內在弊端，已經構成香港經濟下滑、社會不穩的深層次根源。因此，建議在加強國安法治震懾、重構管治機制和實施愛國思想教育的同時，儘快全面反省診治和糾正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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