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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3月27日電/台灣大學榮譽教授黃光國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3月號發表專文《余英時的“幫派”與“典範”》，作者認為：在當時的美國，“哈佛幫”的理論是代表主流價值的“常態科學”，反戰學生的觀點，則是必須被設法“擺平”的“異例”。更清楚地說，由於常態科學是由某種典範所宰制，典範總是受到絕對的信賴。但它與實踐結果之間，總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或“異例”。“常態科學”的主要工作，便是經過恰當的調整，來解決這些反常的異例，以使典範不受損害。文章內容如下：
一、紅學研究的“典範”
龔忠武在〈辛丑元年祭〉的長文中，敘說他跟余英時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1966年，他從台大到哈佛，成為費正清門下的一名研究生，余英時正好從密西根大學轉聘到哈佛，為罹患嚴重精神病的楊聯陞代課。兩人除了師生關係之外，周末還經常到他家打牙祭，並參加圍棋俱樂部的棋會。在1968年-1969年，余氏祇是個在哈佛代課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問題，成為他最大的心理壓力，一度情緒十分消沉，香烟不離手，藉烟消愁，並且不諱言，可能回到香港教書。
1969-1970年之交，海外留學生爆發了保釣運動，龔忠武發現：余氏在校園裡老跟在費正清後面，做說服反戰學生的工作。余氏是圍棋高手，兩人閒聊時曾對龔忠武說：棋如人生。他現在正為他今後的學術生涯，下一盤大棋。
從1970年起，正值中壯年的余氏，為了打入美國學術界主流而拚命著書立說，企求揚名立萬。在這段期間，余英時完成了有關《紅樓夢》研究的三篇文章，一起收錄在《歷史與思想》一書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近代紅學的研究與紅學革命〉(1974)，余氏引用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在其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提出的“典範”之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