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日電／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包括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呈上升態勢，優勢越來越明顯。但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在這些優勢面前，為什麼我們所處的國際輿論環境卻愈發險惡，頻繁地遭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攻擊、抹黑？
應激反應是為澄清真相
其實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當你的內部發展還沒有體現出明顯優勢的時候，別人不會特別在意你。所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過去的環境相對好些。現在，我們的優勢起來了，而且走的發展道路和西方不同，中國不是按西方的模式在塑造自己，因此西方一些國家和一些人出現了非理性的心理反應。什麼東西能夠動搖別人的自信和眼光？就是你不跟在別人後面走，反而走得更快。此外，儘管我們的態度很明確，不向發展中國家推銷中國的道路，不強迫別人學習中國，一向認為各國必須要自信地去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但是有些西方人並不這麼看。他們認為你不走西方的道路發展起來了，肯定會對發展中國家有一種示範效應，這也是他們所擔心的。在這種心態下，他們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實踐總是挑毛病，總是想搞出新的動靜和方案來取代“一帶一路”倡議。
面對美國及西方一些國家在輿論上對我們的攻擊、抹黑和造謠，很多中國網民覺得心裡委屈，於是他們越來越多地選擇應激反應式的懟回去。這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因為我們要讓外界能聽到、看到關於中國的真實情況，而不是西方媒體和政客扭曲後的“中國形象”，這是一種努力。不能要求中國網民都是“聖人”，都能以包容和大度來面對“挨罵”狀態。
從長遠來看，作為大國國民，經過“應激反應”之後，我們需要更從容、更有高度的心態。而這種心態，是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比較成熟地建構起來。
西方對其他文明缺乏包容
美歐西方國家，尤其是政治精英，對於不同意識形態的文化接受起來很困難。例如之前的東德和現在的俄羅斯，其實在文化融合和社會認同上，也一直不被西方接受。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總存在著先天性的障礙因素。什麼是文明，什麼是文化？不同的空間地域、傳統習俗、生產和生活方式等等，積累起來必然要形成不同的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包括看待和處理問題的方式。
在先秦時期，中國雖然是百家爭鳴，但最後都走向一種包容的文化心態。包括中華民族本身也是“多元一體”，是不同民族單位融合的結果。由此，中國人在和不同文明打交道的時候，最終形成了很成熟的機制——就是包容。即費孝通先生說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互相欣賞、互相借鑒。中國歷史上很善於借鑒外來的文明，很善於跟不同的文明相處，習慣於選取有用的東西來做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而歐美的文明和習慣，從古希臘的城邦制開始到羅馬帝國，就和中國不一樣。他們看重的是競爭、對立、一分為二，只有征服和壓制，然後才能相處，即使相處，也是居高臨下。要做到“多元一體”，在西方面臨的障礙，比中國要大得多。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看待中國的文明就不像中國人看待西方文明那樣擁有包容心。但是，實踐和歷史的發展證明，不同文明多元共存、互相借鑒、和諧相處，是人類應有的選擇，也是一種科學的選擇，符合歷史發展趨勢。
遺憾的是，當西方一些人認為中國發展的優勢對他們產生某種影響或威脅後，他們越發把這些原因歸結為不同的文明衝突。這是當今西方政治或戰略界很現實的一種態度。比如，2019年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的基倫•斯金納博士曾說：“美國正著手準備應對美中之間將發生的文明衝突。”當初美國與蘇聯的冷戰是“西方大家庭內部的一場衝突”；當前美國與中國的爭端，是“一場與—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較量”。她的依據是，“現在的中國不是西方哲學和歷史的產物”。這種觀點很不科學，但反映出一些美歐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不接受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原因。
這也說明，中華文化和中國的制度建設，作為與西方不同的異質文明，要被西方接受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這當中還要明白，西方對中國文化或中國道路的“接受”，內涵是什麼？正如我在《問答中國》一書中所寫，我們理解的接受：第一步是承認你的客觀存在，第二步是承認你的合理性，第三步也就是最高的，就是看哪些地方對自己有用，然後再借鑒過來發展自己。這是個“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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