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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左正東（中評社圖片） |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左正東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並不屬於戰略調整的一部分，其更多反映的是美國的內政問題。第一，美國在阿富汗已經太久了，經歷了四任總統。第二，拜登撤軍沿襲的是特朗普跟塔利班之間的協議，說明這是兩黨的共識。第三，拜登在“911”二十周年以前撤軍，給了國內一個交代。
撤軍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左正東主要強調印度和中俄兩方面。印度方面，阿富汗情勢惡化為印度的安全帶來極大隱患，亦使得巴基斯坦的重要性上升，因此印度必須將重心轉移。這會影響印度對印太戰略的評估。中俄方面，阿富汗的治理改善、人道援助、反恐、對新政權的外交承認等，都為中美合作開辟了新空間；但是美撤軍又給了中俄一個窗口去介入阿富汗形勢，對西方力量來說是一個負面影響。
左正東提到，台灣跟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有相近之處，但歷史上有很大不同。美國介入阿富汗後，二十年間一直處於軍事衝突的狀態。但兩岸關係在1979年之後，維持了超過四十年的和平階段，兩岸之間有深刻的經貿、社會往來及民間互動。這種歷史差異就造成了台灣與阿富汗的不同。
左正東指出，在中美台三角關係中，美台沒有根本的衝突。在美台關係恒定的情況下，兩岸關係就會受到中美關係的共伴效應：大陸跟美國關係不好，兩岸關係也不會好；大陸跟美國關係好，兩岸關係才會好。因此，他認為台灣應在中美之間“避險”，即台灣與美國關係的改善，不應該以犧牲與大陸的關係作為代價，反之亦然。此外，他表示，人民的力量最終可以改變世界的格局，所以兩岸要擴大民間交往，建立一個能夠跳出黨派色彩及強權競爭的社會力量，使得兩岸之間從敵意螺旋轉切換到善意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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