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很關鍵的一點是各方的自我認知。三四十年全球轉型的進程中，為什麼中美兩大國表現出一起一落的相反的發展趨勢。我覺得，除了我們得到了包括兩岸朋友在內各方支持之外，中國大陸一直是以自主自信，同時，也以自我革命的態度來挑戰和改善自己。我們不忘初心，但同時堅決摒棄僵化保守的意識形態，堅持對外開放。包括最近中共中央關於歷史問題決議，在高度肯定百年偉大成就同時，也深刻反思曾經有過的歷史錯誤。我覺得這樣一種堅定不移而冷靜清醒的立場，推動中國大陸的進步與發展，也為兩岸事務提供巨大空間。相比之下，美國固步自封、不思改革，還以為自己能像當年那樣號令天下。這樣的認知水平，很難應對內外困境。2000年，記得台灣地方選舉剛結束的時候，我曾向香港大學老校長王賡武先生有一段請教。王先生說，中共、蘇共、台灣國民黨，都是有當年列寧主義傳統的百年老黨，但為何境遇大不一樣，令人深思。
五，二十年前到我們學校講學的法國經濟學家吉普魯曾提出過一個概念：“亞洲地中海”。在他看來，就像歐洲地中海對人類作出的貢獻，亞洲的西太平洋地區從北到南的各個國家和地區，就像一個亞洲的“地中海”。這一地區的高速經濟發展、各方維持和平也渴望合作的迫切願望、包括自然條件的變化，比如北極航道已經開始解凍，為何我們不能借助明年年初RCEP簽署的機會，把從北極一直向南延伸到馬六甲海峽的廣闊地區，包括台灣，真正建設成為一個亞洲的“地中海”呢？
馮紹雷總結道，兩岸事務，不只是實力對比，不只是戰略博弈，它還具有豐富的文明歷史意義與社會進步內容。這超越保守僵化的傳統意識形態，也遠遠不是來自任何被“異化”的民主自由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