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劉泰廷說,奧巴馬時代強化美國在亞洲影響力的策略,卻在特朗普上任後片面退出TPP,破壞了美國在亞洲的信用,基本上奧巴馬的戰略布局告吹。再對照拜登的亞洲行,同樣是經濟上倡議“印太經濟架構”(IPEF),並在軍事安保上給予相對以往更為強力的承諾,顯然是在延續奧巴馬時代沒有完成的“重返亞洲”,只是面對過去亞洲地區對美國的不信任感升溫,拜登需要格外小心,也要祭出更多誘因。
劉泰廷提到,拜登政府之所以選在此時此刻推進亞洲影響力,主要是考量兩大契機,第一個就是俄烏戰爭導致全球在軍事安全方面的憂患意識升高,第二個則是台海緊張情勢相對過往高漲,亞洲各國在俄烏衝突的催化之下,又面對台海危機升高的可能性,更容易在軍事安全方面往美國靠攏。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大契機的發生其實都與美國脫離不了關係,換句話說,拜登此刻訪問亞洲,合理判斷是有計劃性的鋪墊。
他說,可以發現,拜登在過程中語出驚人、加碼承諾,都起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包括北京的強烈譴責、朝鮮的飛彈試射,乃至於中俄立即祭出聯合軍演叫陣,而只要中、俄、朝的反應越大,亞洲在政治立場上傾向西方的國家就更容易靠向美國。確實美國某種程度也在盤算藉此進一步強化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可是觀察白宮出面補充說明“立場不變”的重申來看,短期內美國並無意真的在亞洲挑起事端,所以相關承諾的實踐程度,有待觀察。
劉泰廷說明,美國當前擺在亞洲的重點在於推展印太經濟架構IPEF,是要獲取經濟紅利,在此前提之下,需要穩定的區域情勢,因此所謂的軍事安保承諾、刺激中俄朝反應等,其實都只是遂行目標的手段,不必過度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