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蔡東杰指出，美國在東線採取輻軸方式，可以在有限義務之下維持次要防線力量。可是從2012年之後，美國開始企圖將戰略重心從西線轉向東線，只是在過程中，美國遇到了困難抉擇，“是否需要成立所謂的‘亞洲版北約’的問題”。
蔡東杰說，如果美國將東線戰略比照過去應對俄國的方式，必須在亞洲地區組織大同盟因應新的戰略方向，問題在於，美國當前的能力是否允許在東線再次成立大型的戰略同盟？看起來有些困難，除非美國願意減少在北約的資源投入，但美國已在北約投入太多，難以放棄其既得利益。
他提到，當美國不願減持在北約的主導權，就不容易騰出餘裕在亞洲成立大型同盟，所以，對美國來說，最好的方式仍以經營北約為主，並將一部分北約的力量延伸到東線，美國就可以突破兩難，這是折中的辦法。
不過，蔡東杰認為，該辦法說來容易，實際操作起來並不容易，畢竟歐洲與東亞的地緣距離很遙遠，只能把東亞國家叫到北約開會，但北約的戰略力量要實質延伸到東亞，確有相當程度的挑戰，想像中可以自我滿足，但實務上是很大的問題，北約的戰略力量具體上要如何投射到亞洲？有很多困難待突破，所以北約囊括到亞洲，某方面而言是美國“鴕鳥式”的觀點。
從歐洲的盤算來看，蔡東杰說，最近可以發現，很多歐洲國家開始對亞洲有興趣，可是出發點與美國不同。雖然近年歐洲也有地緣政治風險的意識，但坦白說，歐洲與中國的地理位置距離遙遠，因此所謂“中國威脅論”對歐洲很難成為真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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