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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王平（中評社 梁帆攝） |
第五，香港工業化的條件改變了。以2002年摩托羅拉關閉香港工廠為標誌，香港失去了向高端製造業發展的最後機遇。從目前的研究看，跳躍式的工業化發展是難以真正實現的，香港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製造業都轉移到了內地造成空心化，第二次工業革命水平的產業無以為繼。就目前的人力資源水平與人工成本看，香港的人力資源水平相對適合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製造業，但是香港的人工成本早已經達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水平；就是說，想讓一批已經收取第二次工業革命薪水的人力回過頭去接受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較低的工資水平，是非常困難的；而香港只能滿足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人力資源也難以支撐第二次工業革命水平對創新發展的知識需求。因此，香港再工業化的機會微乎其微，只能通過融入大灣區來實現改善。
第六，美英打壓香港的心態更加強烈。經過2014年的“佔中運動”，特別是2019年的香港“黑暴”，美西方通過搞亂香港經濟與政治以牽制中國崛起，或控制不住就將之毀壞的意圖非常明顯。中國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通過頒佈實施香港國安法，對穩定香港的政治環境產生了定海神針的作用。由於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美英等境外政治勢力對香港已經難以置啄，“攬炒”的心態應該會更加強烈；而對接受中央全面管治的香港而言，如何加強建設以實現“長期繁榮穩定”，就成為更加迫切的任務。
香港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王平表示，香港囘歸之前的定位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在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前提下實現平穩過渡，一切都是以此為中心。而且，當時的內地對於管理一個在經濟發展水平、國際認同程度遠高於自己的香港，缺乏足夠的信心，也真心希望港人能夠自己治理好回歸之後的香港。
王平認為，在後過渡期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在回歸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以此為宗旨指導香港的定位與發展，從探索的角度看是合適的。但是隨著內地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以及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化，香港如果繼續“以不變應萬變”，不能通過對自己的重新定位進行適應性調整，無論對國家、對香港，都是不利的。因此，面對上述變化了六大狀況，國家需要對香港有一個再定位或者說新的精準定位，而不是長期使用籠統的原則性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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