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第一位提問的記者提醒了我，我在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有人形容當時是“破冰之旅”──獲邀出席教育專業人員協會45周年會慶酒會。我剛才已說了背景，二○一八年五月時是我上任不足一年，當時仍然有這種相對比較平穩的氣氛，可以做這些工作。我想讀這段說話給大家聽，當時我為甚麼說出席是應有之義──事實上不單只是我出席，至少有五至六位局長、副局長，包括楊局長也應該有出席──我當時解釋，我們出席是因為“大家都很重視老師，很重視香港的教育發展。我希望以後我們和教協的交往，都是這一種事務性的，大家都是向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一個優質教育發展的目標”，但明顯教協已經偏離了這個目標，甚至違反了教育專業這個目標，所以我們採取行動是必須的。
事實上，我去年在另一場教育論壇上都有再提及我這個立場。我說我開始時是完全支持我們要多做教育的工作，投放的新資源已遠遠超過競選時候的50億元經常性開支──是超過130億元的經常性開支，當中不少是回應教育界長期提出的要求，例如中小學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我在此必須澄清，因為我聽到過去一、兩天有人說這些教育新資源當時是用來討好教協，完全沒有這件事。每項措施也是回應教育界長期提出的要求，亦是我聽到很多前線老師和中小學校長提出的要求，因為我個人的理念是如果我們能夠對老師好一點，令老師感受到他們是被關懷、被尊重的專業人士，對於優質教育一定有好處。當時，即二○二○年七月十一日，我說我是很有誠意與教育同工有商有量，希望與教育界建立夥伴關係，一起為提升香港教育質素努力，讓教育回歸教育，讓校園不再受政治和如“違法佔中”般的社會行動所影響。政府這些努力曾經帶來一段時間的理性互動發展，但可惜好景不常，這個好景不常就體現在修例風波期間，我剛才形容的那些行為方面。
至於有記者問及，往後我們沒有教協作為合作夥伴會怎樣。事實上，這兩年來，凡有教育問題，包括在疫情期間學校開或關、進行面授課程或網上學習，我們都很主動接觸教育界。教育界除了這一個教師工會，當然亦有另一個教師工會，亦有更多學校團體──有辦學團體、中小學校長會、家長教師會──有很多很多教育團體，我們會繼續就如何做好教育，以及與教育和疫情相關的工作，直接徵詢這些大量的教育團體的意見。至於對於教協未來的情況，你用到“取締”二字。要取締一個組織或工會是須要有法律基礎，我今天不會評論有沒有執法機構正進行這些調查工作，但我可以很確切跟大家說，在香港要做這些所謂取締的行為，都要有很堅實的法律基礎和很充分的證據，我們才會如剛才所說──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我希望每一位老師都不要認為我們這次行動是不認同老師對香港的重要性或背棄了我本人對於優質教育的投入和熱誠。我相信香港絕大部分老師是盡心盡力教育我們的學生，亦希望在未來，我們能夠透過這些老師的共同努力，培育我們的下一代成為有國民身分認同、香港情懷和社會責任感，依法、守法的下一代。多謝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