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港立法會議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洪雯（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8月24日電（記者 陸文煜）大灣區發展由2017年提出，2019年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目前已達到規劃綱領中所提的階段性目標節點，大灣區發展前景受廣泛期待，發展成果也深受關注。日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洪雯接受中評社記者採訪表示，大灣區融合推動已久，但進程緩慢，其中不僅有疫情的影響。同時，她認為，還需要意識到客觀壁壘永遠存在，應該利用有限滲透，提出立足於現實的融合政策，推進務實目標，而不能假大空。
洪雯觀察到，受疫情影響，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發展有倒退趨勢。大灣區創業青年“曲線救業”是常態，不少人為了由港回深做生意，不得不選擇重金購買機票先飛到其他城市隔離，再迂回廣東。一場疫情，把年輕人對大灣區慢慢建立起來的希望打回原形，這對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對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造成極大障礙。但更需要注意，除了疫情之外仍有其他因素制約大灣區發展。
洪雯認為，大灣區融合步伐太慢，目前進展較為樂觀的是金融層面的互聯互通，但也僅停留在國家層面。舉例而言，股票通、債券通、理財通等，是內地和香港在金融跨境方面的互聯互通，屬於閉環管理情況，不是大灣區的合作。但是，這些互聯互通在全國任何地方都能做到，大灣區的優勢完全沒有體現。
洪雯表示，目前大灣區融合還停留在較低層次的經濟融合層面。一般而言，要素流通包括人才流通、信息流通、數據流通三方面。根據WTO的劃分，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融合可分為四個階段：最初級階段是貿易協定（Trade Arrangements），指兩個或多個經濟體之間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互相給一些優惠，讓對方進入市場；第二個階段是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意味著完全取消關稅或者其他壁壘，貨物和貨物必須自由流通；第三個階段是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涉及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對外投資的開放程度更高；最高階段是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指貨幣、稅收都應該統一，商品的交換、生產、分配都一體化，歐盟就是這種模式。
洪雯認為，按這個標準來看，大灣區還處於最低層次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自2003年香港和內地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來，已經過了近20年。但今天去商界調研，大家還是在講“大門開，小門不開”，在講20年前的東西。商界對大灣區的信心正在下跌，認為“大灣區”僅停留於概念層面，更多是作為一個引起別人關注的噱頭。市場、制度和營商環境完全不同，大灣區內地城市和香港仍有明顯隔閡，商界對大灣區合作發展的看法也不樂觀，不少創業者認為，大灣區除了地理空間相近之外，區位優勢還不夠明顯。洪雯還留意到，在一些研討會上提到大灣區的時候，參會者心態都不是很樂觀，這個是很不健康的一個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