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1日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這是針對我國發展現狀和國情特徵作出的重大論斷，體現出對我國發展瓶頸因素的深刻把握。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意味著我國“三農”工作的重心發生了歷史性轉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成為新征程我國“三農”工作的主題主線和重點任務，鄉村振興成為在所有農村地區、農村諸多領域、涉農各個層次展開的戰略部署和生動實踐。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涉及的地區、領域、層次具有廣泛性，它是一個具有系統性、立體性、長期性特徵的重大變革。
城鎮化與農村發展
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其著眼點是推動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領域的持續發展，由此解決城鄉不平衡發展和農村不充分發展問題。然而，農村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農村而實現，鄉村振興必須跳出鄉村這個範疇，在城鎮化、城鄉功能互補和要素互動的背景下進行思考。對我國而言，鄉村振興和城鎮化是彼此嵌套、相互促進的，它們共同構成了邁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雙重動能。
城鄉之間存在因社會分工而形成的頻繁交往，城鎮化是一國走向現代化的普遍現象。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城鎮人口對農村食品、生態、文化等產品的需求在持續提高，城鎮產業為農村勞動力等要素再配置提供了更多選項，城鎮化推動的經濟增長也為政府財政能力增強、向農村的轉移支付增加創造了條件。1978年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鎮非農產業，促使農村勞動力配置效率提高和農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就是城鎮化帶動農村發展的一個例證。我國必須把握城鎮化和農村發展的相輔相成關係，將在城鎮化進程中推進鄉村振興視為城鄉結構轉化的重要規律，進一步完善城鄉市場擴展、要素流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體制機制，在城鄉協同的大框架下推進鄉村發展行穩致遠。
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
鄉村振興是一個包含農村各個領域的系統概念，“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總要求，鄉村振興涉及農村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概言之，我國鄉村振興的根本目標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由此延伸開來，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關係是鄉村振興實踐必須直面的重要課題。
從邏輯上說，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各有側重又相互關聯，前者是指農村產業具有高生產率和強競爭力，側重於產業或經濟維度；後者是指農村居民生活具有高水平、高品質特徵，側重於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維度。前者能夠為後者提供生產力條件，後者可以為前者創造有利環境。但在我國實踐中，這兩者之間還存在不平衡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都取得了顯著進展，但農村社會治理也面臨諸多新情況，這意味著農業現代化並不直接等於也並不必然導致農村現代化。由此，我國必須關注這兩種現代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既強調兩者之間的雙向發力、相互促進，又要關注兩者之間事實上的差異，通過多措並舉來彌補兩者之間的結構失衡。
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
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地理範圍涉及所有農村，具體內容涉及各個領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我國鄉村振興強調地理和內容的“全覆蓋”，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然而，在鄉村振興實踐中，必須將系統論和重點論結合起來，既要著眼於地理和內容的全覆蓋來謀劃鄉村發展，又要立足於農業農村的結構特徵來進行重點突破，進而形成由點到面、由面到體的鄉村振興實現路徑。
我國鄉村振興涉及所有農村，但不同村莊的發展程度存在差異。《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將我國農村分為集聚提升類、城郊融合類、特色保護類、搬遷撤並類，即是這種差異性的一個體現。我國推進鄉村振興必須使涉農政策和基本公共產品供給具有地區一致性，同時要關注人口流動和產業集聚趨向，突出縣域內中心鎮、中心村的輻射帶動作用，將具有顯著規模經濟、範圍經濟特徵的公共產品配置到人口集聚的地區，以實現公共產品配置均等性和經濟性的較好權衡。此外，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涉及經濟和非經濟等領域，從培育壯大農村內生發展動力的角度看，必須將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作為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即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收入絕對數差距應是重中之重。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集中闡述的“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即是對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回應。
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
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下進行的，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國鄉村振興也必須準確把握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的關係，依靠“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組合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將鄉村振興建立在單純依靠政府資源投放或市場自發調節的基礎上，都是不正確的。
事實上，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既與城鄉要素市場化相對遲緩有關，也與城鄉公共產品配置長期失衡有關。據此，我國必須進一步推進城鄉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要進一步消除勞動力進城就業落戶面臨的制度障礙，加快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改革，通過放活耕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來提高農地配置效率，降低工商資本進入農村從事涉農產業的體制約束，加快數字技術對農村要素和產業的整合塑造功能。在這些方面，必須使市場機制能更準確地反映要素的稀缺程度和流動速度。同時，我國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特別是立足於糧食安全的“國之大者”屬性，通過完善補貼政策等提高農民的農產品供給能力。立足於基本公共產品的普惠特徵，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重點放在“三農”領域，提高農村居民的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基本教育等獲取能力，加快縮減城鄉基本公共產品的配置落差。
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國家的整體布局，也是各地的具體實踐。我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鄉村振興戰略在中國發展史甚至人類發展史上都沒有先例，涉及的領域、推進的難度也前所未有。作為一個具有超大規模特徵的國家，我國推進鄉村振興既要有中央層面的通盤部署、長遠擘畫和統一協調，也要有地區層面的因地制宜、因時而動和多元創新。將頂層設計和實踐探索有機結合起來，是我國鄉村振興持續推進的重要制度保障。
就頂層設計而言，我國鄉村振興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體現新發展理念，必須以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為指向，必須體現“五位一體”建設特徵，必須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維度來測度，必須將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作為抓手等。這些理念、準則和部署都是全國性的，各地都必須貫徹落實。就實踐探索而言，我國不同地區的農村發展存在着落差，城市近郊和遠郊的禀賦條件、產業形態、居民生活等也很不同。據此，不同地區應根據各地條件積極探索多元化的鄉村振興道路。例如，特大城市周邊農村依據城市需求推動三次產業融合，中西部遠郊農村依靠土地流轉發展農業規模化經營等，這些都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寶貴經驗。應進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和激勵方式，為各地探索行之有效的鄉村振興道路提供強大支持。
普遍規律與中國特色
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關聯著城鄉結構轉化。從國際視角看，特定國家在城鄉結構轉化中往往呈現出多個普遍規律。例如，城市化率快速提高、城市化驅動農業發展、農業經營規模逐漸擴大、農業技術創新程度提高、農村產業融合程度加深、城鄉公共產品供給趨同等。我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與其他國家存在相通之處，因此必須重視和借鑒這些國際經驗，遵循普遍規律來制定我國鄉村振興的實施方案。然而，我國的鄉村振興不是對國際經驗的“直接復制”，在將普遍規律引入中國時，必須依據本土化特徵進行轉化，從而將借鑒國際經驗和體現中國特色結合起來。這是因為，中國的鄉村振興是一個立足本土背景、邁向自身目標的實踐命題，中國是一個具有超大規模特徵、各地農村發展存在差異的國家，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指向的國家，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制的國家等，這些國情特徵與其他經濟體存在著差異。我國推進鄉村振興在理念、方式、路徑和目標等方面具有自身特色。例如，我國農地是在堅持集體所有制前提下通過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細分和再配置而展開的，這與那些強調土地私有制的國家迥然不同。
基於此，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必須立足於本土化實踐來提出方案、選擇路徑、檢驗成效，必須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來回應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這樣才能更具針對性地完善涉農制度和政策體系，並促使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持續穩步推進。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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