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特朗普也曾對同樣的問題迴避正面回答，稱“不想公開我的王牌”，但也經常說類似的話，但由於當時是他重返白宮越來越穩固的時期，所以發言的分量與眾不同。台灣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受托企業TSMC的股價暴跌，台灣行政院長出面表示：“我們為了自衛，願意承擔更多的責任。”此後，台灣掀起了對TSMC的投資的熱潮，賴清德政府將明年的防衛預算編成歷史最大規模等，正在竭盡全力應對特朗普的風險。
可以說，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對是否軍事介入台灣問題持模糊態度，特朗普對這一路線做出了忠實的回答。在新冷戰對決中，真正擺脫這種“戰略模糊性”的是拜登。當被問到在任期間是否會保衛台灣時，他四次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的”。當然，此後白宮方面總是急急忙忙地表示“我們的政策沒有變化”，進化成事實上的失言。
特朗普對世界的看法與眾不同。在傳統的外交語法上極其異端。歐洲學界將美國共和黨的政策分派分為主張維持世界霸權的美國優越論(primacists)、主張集中於國內問題的介入克制論(restrainers)和主張把焦點放在中國而不是歐洲和中東的優先論(prioritisers)。但是，特朗普不屬於這三個派的任何一個，只是隨時根據需要拿起而已。
事實上，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歷屆美國總統都是“披著自由主義披風的現實主義者”。但是，特朗普是一個沒有任何修辭能包裝的“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從第一期開始就標榜美國的霸權地位，但對軍事介入卻縮手縮腳。他們蔑視同盟和友邦，與獨裁者相處。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理念和價值。只是將每件事情視為交易關係，在經濟損益計算下，隨時本能地行動而已。特朗普第二期的危險性也在於此。
特朗普帶來的混亂並不局限於台灣。拿走美國半導體事業的富國，為什麼要保護那樣的國家的主張立即與韓國重叠。駐韓美軍撤離壓力和增加防衛費分攤額的要求是顯而易見的，與朝鮮的直接交易信號將極大地提高韓半島局勢的不可預測性。現在連金正恩也表示“對話也可以成為我們的選擇”，時隔3年多直接提到了“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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