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去美國國會看看。在第119屆參議院中分別擔任外交委員長和軍事委員長的吉姆·里施(Jim Risch，82歲)議員和羅傑·威克(Roger Wicker，74歲)議員一直主張在韓半島重新部署戰術核武器。里施主張在韓國等亞洲地區重新部署核武器。威克議員也主張美國核武器的前沿部署，強調了像北約一樣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區共享核負擔的必要性。兩位議員在2023年4月就韓美核協議集團(NCG)的設立發表聲明稱，NCG還應討論美國核武器在韓國重新部署的情況。
去年5月還發表了包括對韓國重新部署戰術核武器和今後美國國防預算增加5%的軍費支出計劃。這些共和黨人士認為與民主黨的“核擴散會產生核多米諾現象，惡化地區安保局勢”這核不擴散基調存在差異。
綜合一下前面提到的特朗普第二期外交、安保領域核心人士的政策傾向。第一，根據美國優先主義，提高駐韓美軍的駐扎費用。特朗普已經提到將駐韓美軍駐扎費用提高9倍。第二，將推進對華強硬政策。有可能超越單純以高關稅為基礎的貿易政策，走向體制競爭。實際上，在特朗普第一期後半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演變成了體制對決或理念對決。
第三，今後將把韓美同盟引向牽制中國的方向。預計，韓美兩國將重新調整對威脅的認識，並將把重點放在朝鮮威脅上的駐韓美軍的作用進行調整。第四，可能會推進與拜登政府的印太地區核戰略不同的政策。日本擔心台灣發生緊急情況時中國會使用核武器，認為美國有必要加強印太地區的核遏制力。會存在重新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
那麼，處於代行總統職權體制的韓國需要什麼樣的應對？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當時，研究美國政府的應對模式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三種模式。即，政府的統一合理的決策模式、已經形成的政府組織根據制度程序的政策決定模式、官僚社會的多種競爭和協商的政策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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