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看來，國內二元價格的雙軌制是每年鐵礦石談判交鋒都是以中方失敗而告終的主要原因。“國內大型鋼鐵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有不同的利益訴求，而體制的僵化和不合理給了這些不同訴求各自尋求利益的渠道，造成行業的混亂和無秩序。”先前，國家為減輕國際鐵礦石市場上買賣雙方集中度的高度失衡，增強中方談判力量，重建鐵礦石進口秩序，2005年將擁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超過500家(其中貿易商占一半以上)減少到去年9月的112家。這112家企業中，70家為鋼鐵生產企業，42家為鐵礦石貿易商。正是這112家企業壟斷著中國4億多噸的進口鐵礦石市場。最新消息顯示，中國欲砍掉20家企業的進口資質。新一輪市場整頓正在拉開序幕。
自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後，國家《保密法》明確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秘密事項”列入了國家秘密的保護範圍，要求“有效保護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國家秘密”，中央和國家機關也陸續頒發了一些經濟領域具體保密範圍的規定等制度。但經濟保密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擺上應有的位置，在實際管理中又沒有具體明確法定主體、職責權限和資源投入，以至保密重心並沒有隨著整個國家中心的轉移認真把控“保安全、保發展”上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機構改革、企業放權搞活、國企改制等等，特別是有關經濟主管部門陸續轉變職能成為行業協會後，對國有骨幹企業的行政調控干預手段逐步弱化；國企改制後一味向“經濟動物”轉化；新組建的國資委主要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監管職能，主管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而人手普遍緊缺的保密部門只能集中精力專注於黨政機關和軍工科研生產等重點涉密單位，對國企的經濟保密難以企及。從而使國企經濟保密主體缺位，在客觀實際上成了幾不管的真空地帶。加之作為“禮儀之邦”熱情待客疏於防範，對自己的重要事項又缺乏保密價值的科學評估，不懂、不會也不善保密，結果是國外早已知悉根本無需保密的事項對內還煞有介事強調保密，而真正關係到行業和國家經濟安全的極有價值的涉密信息卻對外門戶洞開，唾手可得。正是這種保密體系的明顯“短板”，導致肥水外流，國家經濟安全和利益遭到嚴重損害。
事實表明，近年來國外機構、跨國公司通過各種手段向政府機關、業協會、大型國企等單位行賄和尋租的方式可謂五花八門——要麼資助國內的專家或者行業協會搞所謂的課題研究，要麼邀請一些掌握國家經濟數據的官員到他們所在的構任職或者在其舉辦的論壇上發表演講，要麼直接培養內鬼打入一些關鍵領域的內部，而巨額行賄更是他們慣用的手段。所有這些以各種名義實施的活動的背後，則是公共政策的洩密或者經濟領域關鍵數據的悄然流失。在金融、電力、供水、食品供應和原材料等諸多關係國計民生的領域，漏洞一樣大，商業賄賂和竊取機密的行為一樣猖獗。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認為，現代商戰的典型特征，是市場競爭對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願望越來越強烈，甚至不擇手段。由於商業談判和商業決策過程涉及到對手的底牌，特別是對於那些事關國家戰略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政策，一直是商業間諜刺探的目標，與此有相關利益的大型跨國公司，同樣會利用各種手段獲取這種信息。
中國社科院政府政策系博士馬光遠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外乎三點：其一，經濟安全意識非常淡薄。在中國轉型期，重大政策頻出，相關的保密措施卻十分有限，一些“近水樓台”的專家往往以炫耀的心態將其預先獲知的政策消息在一些非公開場合透露，使得洩密頻頻；其二，保密制度殘缺。中國關於經濟安全的相關法規基本處於空白狀態，目前正在公開徵求意見的修定《保密法》草案，對於經濟安全保密的範圍、措施亦沒有設置相應的條款；其三，懲罰力度畸輕。在中國的《刑法》中，除了侵犯商業秘密罪和商業賄賂罪及間諜罪之外，既沒有專門針對跨國公司腐敗行為的罪名，也沒有專門針對竊取國家經濟機密的間諜行為的具體治理條款，從而導致跨國公司嚴重的腐敗行為根本無法可依。而近年來爆發的一系列跨國公司的行賄案例，如美國朗訊公司行賄案、西門子公司行賄案、雅芳賄賂門事件等，只有在中國才沒有被重罰。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正偉認為，這暴露出現相關法律的缺失，“現有《保密法》和《公司法》、《對外貿易法》中，對於經營者開展對外經貿業務中保守企業秘密、行業秘密和國家秘密的規定不到位，對洩露行業秘密和國家秘密，甚至出賣這些秘密的法律責任規定不到位；使得國有企業和商業企業工作人員對保守商業秘密和國家秘密的法律責任意識不強，沒有意識到洩露國家秘密和商業秘密帶來嚴重危害和刑事法律責任。”
毫無疑問，力拓“間諜門”觸及了中國經濟安全的軟肋，給中國完善經濟安全方面的立法與日常的管理敲響了警鐘。表明中國在重大公共政策制定、國際貿易談判等領域如何用制度堵塞洩露重大經濟機密的各種渠道，確保國家的經濟安全，已經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議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