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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是兩岸學術與文化界㩦手合作的最佳良機 |
中評社╱題：“兩岸攜手合作 復興文化中國”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前言
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上，習近平主席致辭時呼籲：我希望兩岸雙方共同努力，兩岸同胞協手奮鬥，堅持九二共識，鞏固共同政治基礎，堅定走兩岸和平發展道路，保持兩岸關係發展正確方向，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兩岸同胞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耀。
馬英九總統提出維繫兩岸和平繁榮現狀五點主張的第五點則是：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應互助合作，致力振興中華。
至於要如何“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針對這個問題，大陸方面劍及履及，在“馬習會”第二週的11月12日，也就是孫中山誕辰紀念日，邀請兩岸四地的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在北京大學召開了一次規模盛大的“中華文化復興論壇”。
聽到習主席呼籲“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獨派人士的典型反應是“與我何干？”然而，在參加“中華文化復興論壇”之後，我深刻感覺到：中共所謂的“中華文化復興”是“搞真的”，不“玩假的”；這是台灣學術和文化界重振“台灣精神”的最後機會，如果錯失這次機會，台灣大概就很難逃脫“被邊緣化”的命運。
在歷史上，台灣方面也曾經推行過類似的運動。1966年11月12日，為了反制中共在大陸推行“文化大革命”，蔣介石藉著陽明山“中山樓”落成，及紀念孫中山一百零一歲誕辰之際，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翌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自任總會會長。在1967-77的十年之間，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推行國語、編印古籍今注今釋、中華文化概述、中華文化叢書、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發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等等。
然而，由於當年國民黨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具有明顯政治對抗的性質，到了1980年代，文革接近尾聲，所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逐漸式微。及至李登輝執政，開始以“愛台灣”為名，大力提倡台灣文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跟著煙消雲散，沒有留下什麼痕跡。
今天中共當局倡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完全不同的時代意義。在大陸，它是中共當局看準中國國家發展大勢，所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雖然帶有政治意味，但卻很可能發展成為學術界的文化運動。在台灣，學術文化界對這場運動所作的回應與之互相對接，卻可能引領“文化中國”的發展。這個說法必須從歷史的宏觀角度，再作更進一步的細緻申論。
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在他所著的《歷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在公元前至公元200年之間的600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絕的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分別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漢明帝(西元28-75年)時代傳入中國之後，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化。“遼以釋廢，金以儒亡”，許多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都因為接受業已融為一體的“儒、釋、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在公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e），和同一時期的非洲並沒有太大差異。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科學快速發展，歐洲國家開始對外殖民；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紛紛採取帝國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尋找市場，掠奪資源，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中國自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便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之中，開啟了長達百年的“羞辱的世紀”(century of humiliation)。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得不割讓台灣，接著日本又在中國的領土上和俄國大戰，並擊敗俄國，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認為自己一切不如人。此後動盪不安的社會條件，使中國的知識社群根本無法定下心來，細心吸納西方文明。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型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
“形塑文化中國”
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十方風雨會瀛洲”，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台灣原本是以漢人為主組成的移民社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1949年，追隨國民政府撤守台灣的外省籍菁英，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和當地民眾共同努力，把台灣社會逐步形塑成“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最近我有一位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寫了一篇碩士論文，討論〈海峽兩岸的“三國演義”〉。他認為：現在海峽兩岸其實存有三個“中國”，“政治中國”的控制中心在北京。在東亞四條小龍騰飛的時代，台灣商人發揮了堅毅不拔的“台灣精神”，將台灣打造成“東亞經濟奇蹟”的模範地區，當時“經濟中國”的中心在台灣，現在已經轉到大陸沿海各地。但“文化中國”的中樞，仍然是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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