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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高鐵搞到今天負債四千六百億，這個爛攤子已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移植台灣最大的失敗樣板。 |
中評社台北9月22日電／文化評論者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隨著全球財經結構的改變，古典的剝削現象無論在型態與規模上，也跟著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其一，乃是資本流動更加在全球暢通無阻，一個在各國賺取成長果實的全球資本利得階級已形成，並日益壯大。
其二，則是公司財團在私有化及參與公共建設的名義下，將國家納為剝削對象，這是個公共資源私人化的過程，公司財團是透過掏空國家而間接的對國民做著剝削。
也正因此，當代法國思想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遂指出，這樣的機制乃是一種“剝削到底的烏托邦”。它造成的結果，乃是貧富差距的日益無限大，政府債務也跟著無限大。由於工程、交通、保險、醫院這些公共利益部門愈來愈公私不分，權責不明，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內聚力也漸趨蕩然；再加上長期失業的固定化，以及工作機會的不穩定，社會儘管日益不公平，但這種不公平只會造成人們為了自保而更加的自私自利。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說：“沒有社會這樣的東西。”她的話所指的，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只有單獨而驚恐不安的個人，每個個人都已被馴服。
以上這種新的剝削圖像，指的就是一九七○年代末期開始出現，八○年代擴及歐美，一九九○年代後散布到各新興經濟體的所謂“經濟新自由主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乃是一組意識形態，它表面上將古典自由主義裡的“個人”概念神聖化與美化，但它說的“個人”，實質上只不過是“公司財團”的代號；另外則是政府的職能裡，除了軍隊和警察權外，它都一律加以醜化，認為政府必然無能。在這兩大編造的前提下，它遂推演出一串說辭─公營事業必須民營化（即財團化）。政府的工程、醫療、機場道路、休憩文化設施，甚至包括監獄，都應委交民間辦理，認為這樣才會有效率。在這些說辭的包裝下，資產階級遂取得了掏空國家的話語支配權。
新自由主義的這組意識形態，在一九八○年代末進入台灣，由於它符合當時的政治與經濟氣氛，遂很快的就有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的制定，以及各種BOT等的出現，迄至目前中央與地方大大小小的BOT案已約七百件。由許多重大BOT弊案，如北投纜車BOT案，南港展覽館BOT等，我們已可看出，台灣的BOT已成了政商勾串利益輸送的最佳快速道。任何工程只要掛個BOT的帽子，政府就可撇掉責任而與財團上下其手。BOT的政商勾串，選舉綁樁，對促進公共建設少，養出了一堆財團則真，財團透過BOT來掏空國家，間接的對國民做著規模空前的剝削。
而台灣所有的BOT案裡，最壯觀的當屬高鐵BOT案了。高鐵乃是整個台灣政府一切力量都不一定辦得好的重大工程，但卻草率的決定BOT，當時競標的“台灣高鐵”或“中華高鐵”其實都不夠格，都是小孩玩大車，用雜貨店去經營大百貨公司。如此草率的BOT，難怪搞了十年下來，政府會由零出資變成實值的最大出資人了。高鐵搞到今天負債四千六百億，這個爛攤子已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移植台灣最大的失敗樣板。若干年後全球經濟學家討論新自由主義時，已勢所難免的一定會把高鐵案做為解說的特例。
由高鐵案我們已看到台灣BOT案的失敗，也正因此，在沒高鐵案時，焦點已不能只放在這個案子本身，而應將全台灣BOT案做一次總清查和總檢討。新自由主義的BOT概念，在意識形態上即值得懷疑，縱使要採行，範圍也應嚴格設限。而在台灣，政治與商業缺乏紀律和權責觀念，當我們以“撿進籃子就是菜”的態度來搞BOT，難怪不但不能促進公共利益，反而因有如此便利管道，而讓貪腐、賄賂、掏空國家等行徑更氾濫了。
因此，在高鐵出問題的此刻，我們的政府已應全面檢討BOT了。而更重要的是，台灣過去那種動輒拾人牙慧的政策思考模式也應調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