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朵很美麗的花，但一下子就謝了。”到中國大陸13年，換了6個工作的台籍總經理，如此註解自己的遭遇。
“你的業績沒做好，請你離開。”鐘明炎才剛坐下，大陸國營企業東方通訊新任總裁一開口，就要他走路。十分鐘後，鐘明炎回到辦公室，準備紙箱。他關起門，看到桌上的家人合照，惆悵油生。十分鐘前，他還是這家年營收八百億元企業的市場部總經理，手下有五千名員工。再回到八年前，他在台灣，還是個兩百人電信公司的總經理。
現在的他，卻落得中年失業。這天是 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他清楚記得。
一個月後，他從上海跑到杭州，投靠朋友，在不過十人的廣告公司求得副總一職。由於過去的積蓄都匯回台灣給妻小，手邊現金所剩無幾，他曾經拮据到五天只花人民幣一百元。即使窩在 十坪 的房子裡，但他告訴自己，“即使不順也不回台灣，大陸這麼大，機會一定有。”
又過了一年，實在待不下去的他，寫了三封履歷，拜託朋友幫忙，才找到現在英華達副總經理的位子。
鐘明炎並非特例。最近《商業周刊》經研室，進行一場跨海的追蹤調查。試圖追蹤過去五年來，也就是“移居上海”熱潮後，曾被本刊報導過的五十位赴中國發展的高階經理人，如今的際遇。結果發現，有二○%的人，職位被迫降等或換職到規模較小公司；有一八%的人回到台灣。雖然這數字的另一面，反映有二○%的人職位升等或掌理更大公司，有三八%仍能安然留在原位。
表面上，看起來有五八%的人有平盤之上的表現。但隱藏在數字背後，有兩項必須提醒：一，有些人才剛到大陸，目前還在蜜月期階段。觀察期一旦放長，五八%的數字不見得能維持；其二，這數字代表的是有被媒體報導條件的一群菁英，要穩在平盤以上者才勉強超過一半，更遑論此起彼落赴大陸發展的一般人。
於是，飄蕩各省不得志的“流浪總經理”，成為新台商面貌。
他，被年薪兩千萬挖角；如今，手下員工只有五十人甚至，有總經理離開原本公司後，自己印名片擔任總經理，利用過去建立的人脈，接零星的案子生活，成為一人總經理。廖恩顯，就是一例。他名片上印著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職稱，還有地址電話。但他坦承，這只是借用一個辦公大樓的地址，若客戶打這支電話，會有別家公司小姐代接。
過去的廖恩顯，曾是一家擁有員工五千人的大陸仲介公司業務總監，但後來被本地人取代而離開。這一年來，他就提著一個電腦包，到處接案子。 這些總經理們，當初能走出台灣轉赴中國發展，是看上中國大陸多如天際繁星般的大好機會。為何最後卻發展不順？
以曾經上過《商業周刊》封面的何經華為例，三年前，他被大陸用友軟件公司〈最大的軟體公司〉以年薪兩千萬元的天價挖角，薪水不但是一般大陸專業經理人的四十倍，還有“黃金降落傘”條款的保護，保障他跳槽後五年的工作權利。
但去年十一月初，他卻突然離職，還沒到黃金降落傘的期限。外界猜測，他是因業績未達到預期而被迫下台，何經華在接受專訪時僅表示：“我年紀快五十歲了。用友的工作很辛苦，七成時間都在外面出差，我想好好休息。”如今的他，是西貝爾〈Siebel System 〉大中華區副總裁，員工不過五十人，與用友的五千人相比，規模小了許多。短短三年，何經華的轉折點出，台灣人進入中國當總經理是最高難度的挑戰。
不只何經華，從《商業周刊》的追蹤調查顯示，台灣人進入大陸企業擔任專業經理人者，存活率很低。
他，擁有完美學經歷；如今，月領四萬、妻離子散中國第一大房地產公司——綠地集團前總監張永河，就是台灣人“陣亡”於大陸公司的典型例子。他在二○○二年十月接受《商業周刊》採訪時，就預見自己的際遇：“前面已有台灣、香港總監陣亡，員工眼神明白告訴你，他們正在為你倒數！”三個月後，果不其然。
二○○三年一月初這一幕，讓他難忘。三十坪大的會議室裡，董事長問他：“你不覺得業績提升速度太慢嗎？”十幾個穿深色西裝的部門主管的眼神都直射過來，他是全場唯一的台灣人，知道自己的命運就是離開。相較於一九九九年，董事長親自挖角，相較同級主管多出十倍薪水讓張永河風光入主集團，張永河知道等到下面的大陸人已經可以接手自己的工作，就是離開的時候。
岳繼沅，也是一個例子。
走入上海市古北區的一處台灣人社區。一樓的公司信箱地上散落著許多待收的信件，轉上二樓民宅，老舊牆上掛著公司招牌。
“你怎麼找到我？我是個到大陸失敗的例子。”在二十坪大的房子裡，岳繼沅抽著菸悠悠地說，身後牆上掛著一幅一公尺長寬的中國大陸地圖。今年四十七歲的岳繼沅，來到中國十三年，換了六個工作，待過四個省。現在的他，和朋友合開賣省電裝置，職銜是副總，月薪約新台幣四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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