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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執政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為何沒法感動台灣人民，讓馬政府的執政成績轉化成選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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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台北11月3日電／五都選舉還未正式開打，民調卻已經打得火熱，儘管不同機構所做的民調互有差距，但總體民調卻顯示出一個不爭的事實：民進黨的氣勢強過國民黨。民進黨是如何從2008年被國民黨打趴在地板上，卻在短短2年多時間裡重新崛起，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大陸如果想真正了解台灣、掌握台灣政治與社會脈動，也必須理解此一課題。
當然，探究這個問題，許多人會歸咎馬英九魄力不夠、執政團隊一盤散沙、國民黨不了解南部人想法等，泛藍民眾對馬政府失望，泛綠民眾對刻意政治低調的馬英九也不賣帳，才讓民進黨有機會快速重新站起來。
旺報社評指出，客觀而言，馬政府在經過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已經把台灣經濟從谷底拉升上來，特別是兩岸關係改善後，大陸不斷對台“讓利”，讓台灣民眾共享兩岸“和平紅利”。在對外關係方面，馬政府堅持“活路外交”，讓台灣可以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這些執政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為何沒法感動台灣人民，讓馬政府的執政成績轉化成選票呢？
有必要從比較深層的結構作分析。歷經五次“總統”大選，台灣選民基本結構並沒有改變，即使陳水扁家族嚴重的操守問題曾經影響民進黨的選票，但事過境遷，選民結構又回到原有軌道，候選人個人因素不會對選民結構產生太大的變化。
台灣最重要的政治結構，當然是大家所熟知的“北藍南綠”的結構。這個結構的形成，從縱向的歷史結構來看，跟早期威權體制時期國民黨的統治手段有關，在蔣介石初到台灣以後，他把從大陸帶來的政治菁英大多集中在北部，使得北部地區，尤其是台北市，比較受到威權統治的影響，這是“北藍”的最重要成因。
至於竹苗一帶，國民黨極力拉攏客家族群，讓客家族群做為國民黨政權的“守門人”。跨過中部以後，國民黨帶來的大陸菁英不夠分配，只好利用地方仕紳所凝聚的派系政治相互制衡，讓早期的國民黨政權得以漁翁得利。
只是，中南部的派系政治在李登輝時代受到“黑金政治”的影響，地方派系平衡遭到破壞，讓民進黨的新生代，有機會透過社區改造，轉化成支持民進黨的力量，這是台灣政治結構形成“南綠”的歷史因素。
再從橫向社會經濟結構的生成來看，1970年代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時期，國民黨幾乎把工業重心放在高雄，外加當時台北市的商業逐漸起飛，於是形成“商業台北、工業高雄”的格局。後來台中走向發展休閒產業化，台灣社會經濟格局最終形成了“商業台北、休閒台中、工業高雄”的社會結構，這個結構的發展，也使得台北的政治屬性偏向保守，中部偏向無為，南部偏向激進。
再深一層的來理解其中的政治密碼，保守的台北市和國民黨的保守政策相符合，也比較願意接受馬政府連結大陸的發展政策；無為的中部則比較能接受胡志強式的“無為政策”；而激進的南部則展現在勞工意識的反叛性，他們當然也比較能夠接受民進黨激進的反中政策。
這就是結構所產生的政治意象，國民黨沒有體認到南北結構的差異性，高雄市長提名黃昭順，她跟勞工沒有淵源，但與陳田錨家族關係密切，國民黨顯然仍然存有依賴地方派系的心態，結果當然無法跟勞工運動起家、陳水扁執政時代曾擔任“勞委會”主委的陳菊相抗衡。同樣的，台南市國民黨提名郭添財，他以知識份子的身分出線，也很難跟地方百姓博感情。
就因國民黨不能從台灣地方政治結構因素思考提名人選，選民對國民黨提名人選認同度低，以致於民進黨雖然出現分裂，但黃昭順仍然沾不到便宜，反而被楊秋興甩到車尾。
反觀民進黨利用南二都優勢，不斷拉升選舉氣勢，讓原先在北北中具有優勢的國民黨候選人大氣勢受到頓挫，郝龍斌又因花博爭議引發民眾對他管理能力的質疑，而陷於苦戰。
不過，地方政治結構與全台灣政治結構完全不同，許多人擔心國民黨如果輸掉五都選舉，2012大選勢必不妙，其實兩者不能類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