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30日電／國共兩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前昨兩日在哈爾濱舉行。中國國民黨方面是由榮譽主席吳伯雄率領代表團出席。
新華澳報今天刊登富權的文章指出，由於今年三月間，吳伯雄訪問北京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時，轉達了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關於“一國兩區”的談話內容，及馬英九五月二十日在其第二個“總統”任期宣誓就職講話時，重提“一國兩區”，而北京則遲遲未有作出回應，因而賈慶林在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談到一個中國涵義時，就被視為是對馬英九“一國兩區論”的正式回應。
賈慶林說，“當前，增進政治互信就是要維護和鞏固一個中國的框架。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在此基礎上，雙方可以求同存異，增強彼此的包容性。兩岸雙方應當本著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充分發揮政治智慧，採取更多實際行動，鞏固和深化雙方的‘同’，擱置並包容彼此的‘異’，積極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為逐步解決兩岸關係中的深層次問題開闢道路。在此過程中，應摒棄各種不合時宜的對立思維，積極促進兩岸民眾增強‘兩岸一家人’的觀念。”這其中的“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儘管與新、舊“三段論”相比，並不完整，但其針對性和指向性是很明顯的。
賈慶林的“同屬一個國家”論與馬英九的“一國兩區”論的共同點，是“兩岸同屬一中”這個核心，亦即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份；但馬英九的“一國兩區”論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國的“中央政府”為前提的，而賈慶林的“同屬一個國家”論則卻未提誰是“中央政府”，但卻特別強調“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似乎是對馬英九“一國兩區”論中所暗含的“特殊兩國論”的間接回應。
文章說，賈慶林這段談話，有點像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會見美國新澤西州立西中大學美籍華裔楊力宇教授時所說的“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如果能夠統一，國號也可以改。可以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兩字刪去嘛。”實際上，著名的“鄧六條”亦即鄧小平首次完整論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內涵，就是出自這個著名的談話。這個談話的內容未來是“鄧七條”的，但一個多月後《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及後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集時，並未收入第七點即果“能夠統一，國號也可以改”，而只是前六點，因而被稱為“鄧六條”。
不過，楊力宇在鄧小平會見後，立即根據記錄整理，傳真給香港《七十年代》李怡，《七十年代》趕在當年第七期刊出完整的“鄧七條”。據說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在內部傳達鄧小平的這個談話時，是完整的“鄧七條”的。實際上，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王啟人在傳達鄧小平講話時，就是包括了“國號也可以改”的論述內容。
其實。後來江澤民也有個類似的論述。二零零一年，江澤民在中南海會見台灣“中國統一聯盟”訪問團時就主動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國號之爭，其實可簡稱為“中國”，雙方不必做無謂的爭執。隨後，香港《文匯報》就此發表社評，就直接引用了鄧小平那次關於國號的談話。
由此可見，北京對國家統一展示出了極大的誠意和包容性與靈活性。正因為如此，在兩岸的交往談判中，北京並沒有要台灣方面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進行接觸，而九十年代初以來兩岸進行的協商談判，都是平等的，並沒有什麼中央、之分，雙方亦無在一個共同的特定的行政機構領導下進行。何況曾有傳說，鄧小平還曾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兩字是多餘的，因為“共和國”就含有“人民”的意思，因而鄧小平也認為可以去掉“人民”兩字，直稱“中華共和國”即可。至於為何後來《人民日報》正式發表及編輯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集時，沒有將這“第七條”也收錄進去，據說是有人指出，“中華共和國”的英文，與“中華民國”的英文完全一樣，並非是一個跳脫目前國號之爭的新國號。也有人認為，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的新政協籌備會上，對於新中國的國號，本來是計劃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而在座談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一些成員也感到可以接受，但司德美堂等政協代表（並非是中共代表）強烈反對，而拿掉了“簡稱“中華民國”幾字。否則，就沒有後來的聯合國席位，及其後二十多年來西方國家與新中國沒有建交等的問題，更沒有“台獨建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市場。
其實，北京對“一個中國”的涵義，是根據形勢的發展，進行靈活調整的。就以著名的“三段論”為例，最初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首都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是“舊三段論。”後來，調整為“新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分割。”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會見來訪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時，又進一步提出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文章認為，很明顯，“新三段論”避開了有爭議的“國號”問題，表達了北京的誠意和善意。 而馬英九的“一國兩區”論，雖然是按照“國統會”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來詮釋，但這是單方面的，並非是兩岸共識而且也進一步攪和有爭議的“國號”問題，比“九二共識”還要退步。因為“九二共識”的核心，就是在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基礎上，擱置了雙方的政治分歧，是發揮政治智慧、照顧各方利益的成果。尤其是北京海協會的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而海基會也表述為：“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使雙方的分歧得以擱置。但馬英九的“一國兩區”論，卻又單方面地將已經擱置了的爭議再次拿到桌面上來。
馬英九這樣做，當然有著受到“台獨”基本教義派教制肘的客觀原因，但馬英九的“反共”和“中華民國”為正溯”情結，更是其主觀因素。因此，賈慶林這個講話中的“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論述，是要將由“一國兩區”論單方面凸顯的“國號”之爭，拉回到擱置爭議的“九二共識”是去，再次體現了北京的誠意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