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9月28日電／中國時報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今天在該報撰文說，台北駐美代表袁健生功成身退，轉任“國安會”祕書長，新的駐美代表將由馬英九的密友金溥聰繼任，我和金先生素昧平生，對他一無所知，所以沒有資格作任何評論，況且外交人事任命是“總統”獨特的權利（prerogative），外人無從置喙，就好像當年陳水扁任命黃志芳為“外交部長”，外間莫可奈何一樣，但事後看來這種三級跳式的拔擢，毀了黃志芳。不過馬英九的這項任命的確帶給我一些聯想，願從這個角度略抒己見。
一九七三年美國和中共達成協議，互相在對方的首都設立聯絡處，美國首任駐北京的聯絡處主任是資深望重的外交家布魯斯（David Bruce），是尼克森總統欽點的，那時布魯斯已七五高齡，早自外交界退休，但尼克森的考慮是，布魯斯的外交經歷輝煌（曾任駐英、法、德三國大使），年高德劭，有利於高層接觸；豈知事與願違，布魯斯在北京經常打交道的是中共外交部美大司司長林平，動輒把布魯斯召去聽訓，所以布魯斯只做了一年多就倦勤掛冠了。
卡特政府的聯絡處主任是伍考克（Leonard Woodcock），此人是美國聯合汽車工會的頭子，完全沒有外交經驗，不過伍考克因是工會頭子，長於談判，而和中共完成關係正常化，是要經過艱巨談判的，加以伍考克助選有功，是把卡特送進白宮的功臣。不錯，正常化確實是在伍考克的手中完成，可是他完全屈從了中共開出的三條件：斷交、廢約、撤軍，幾乎完全置台灣的安全於不顧。
蔣介石先生雖被認為是獨裁者，但對日抗戰期間展現了他的氣度，他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胡適是自由派學者，與蔣的政治理念南轅北轍，蔣甚至在其日記中罵胡是“無恥政客”，但他知道胡適在美國能發揮的作用，而從大局著想拋棄個人的成見任用胡適，這是了不起的。
同理，蔣介石任用了另一自由派學者蔣廷黻為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在上世紀五、六十年風雨飄搖的年代，蔣廷黻在維護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更難得的是，胡蔣二人都非國民黨員，蔣介石的氣度和知人善任於此可見。
撫今追昔，無論中外，兩相比較，馬英九的境界充其量是小國寡民。他用人顯然以他的眷寵為第一考慮，這個人必須對他百分之百的忠誠，也必須讓他感到絕對的舒服（comfortable），不能讓他感受絲毫的威脅，這樣的人自己還有多少迴旋的餘地和想像力，是不無疑問的。
若論“外交部”的“美國通”，沈呂巡是佼佼者，但他像莎士比亞筆下的悲劇人物一樣，有他的tragic flaw（性格上悲劇性的缺失），以致台北容不得他，被貶去英倫。他之前的夏立言，亦堪大用，卻被流放到印尼，至於胡為真，則外交生涯終結，只撈了個資政的空頭銜。這些人的下場，不禁叫人對馬英九的胸襟打個問號。歸根結柢，他們可能都是讓馬不是很舒服的人，其最後命運就是約翰走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