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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中評社 倪鴻祥攝） |
婦援會從1992年起陸續透過發掘史料證明台灣慰安婦的存在，聲援慰安婦向日本求償；1996年1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慰安婦調查報告，建議日本應就慰安婦問題負起法律責任；台灣“外交部”發表聲明要求日本政府接受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建議，對慰安婦提出一次給付的個人賠償。
1999年7月14日9名原台籍慰安婦在婦援會及8名日本人權律師協助下，向東京地方法院狀告日本政府，請求謝罪及賠償。東京地方法院歷經3年多的審理，開庭14次，於2002年10月25日駁回原告之訴。
日本“最高法院”駁回原告之訴的主要三大理由，一是“國家無答責”，指國家因為戰爭而生的賠償責任具有公法性質，因此對戰爭所造成的個人損害，日本具有豁免權，無須對個人負責。二是“訴訟時效消滅和除斥期間屆滿”，指提起訴訟時間超過追訴時效20年以上，訴訟時效已經消滅。三是“個人非國際法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指台籍慰安婦對日索償訴訟是一種公法性質的訴訟，因此個人並沒有索償權。
所謂“河野談話”，是指1993年8月4日有日本記者發現一份日軍文件顯示日軍曾經直接參與營運慰安所，當時日本內閣官房長長河野洋平未經國會批准，承認日軍在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
日本政府透過民間單位募資向慰安婦作補償，是指1995年7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倡議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通過民間募款和政府資助的形式，向慰安婦支付約500萬日元賠償金，賠償條款規定慰安婦“若接受賠償，則放棄控告日本政府的權利，因此遭到各國慰安婦強烈抗議、拒領，亞洲婦女基金會於2002年5月停止運作，共有266人申請補償。
大陸方面1996年2月山西省的慰安婦向東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2007年（平成19年）4月27日，最高裁判所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原告二戰時被侵華日軍綁架和強暴的事實，但作為《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所述的放棄請求權對象，她們不具有法律上的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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