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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日前會見歐美媒體駐亞洲特派員訪問團。（中評社 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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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台北11月5日電（記者 倪鴻祥）馬英九日前會見歐美媒體駐亞洲特派員訪問團，相關內容今天見諸媒體，府方公布全文，馬英九認為兩岸關係發展像在爬山，雖然步伐不會很快，但是爬了幾年後回頭看會發現爬得這麼高了；他也指出，兩岸關係的未來應該由人民依“憲法”做決定，但“台獨”已變票房毒藥、不切實際。
馬英九日前在“總統府”秘書長楊進添、“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張大同及“外交部次長”史亞平陪同下，會見歐美媒體駐亞洲特派員訪問團，針對兩岸關係、台美關係、香港及東亞區域情勢等議題作出回應。
訪華團成員包括美國《環球郵報》特派員卡森（Benjamin Carlson）、丹麥《玉蘭郵報》特派員尼爾森（Jes Randrup Nielsen）及瑞典《產業日報》特派員奈蘭德（Johan Nylander）等，相關內容今天見諸媒體，府方公布整個訪問內容。
以下是馬英九接受外媒訪問團提問的全文：
問：習近平是個強勢的領導人，不論對於台灣或區域的議題都展現比較強硬的態度，請問您如何評估他的立場？對於台灣的安全是否會造成更大的威脅？（卡森特派員提問）
馬：我們在6年前開始推動兩岸關係的改善，也都特別強調兩岸關係必須一步步來。我們簽訂了21個協議，也大約用了5、6年時間，但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繼續努力，所以我還是強調要循序漸進，才不會讓兩岸關係的發展偏離應有的軌道。
我們這20年來跟中國大陸打交道，陸委會曾長期針對兩岸交流的速度做調查，詢問民眾認為（兩岸交流）速度是太快、太慢還是剛剛好。到現在為止，絕大部分的民眾都覺得剛剛好，但是民眾對速度快慢的認知上有些差異。譬如說在（今年）3月學運之前，有些人認為太慢，有些人認為太快；學運之後，認為太慢的比較少，認為太快的比較多，不過大多數（民眾）還是認為剛剛好。所以目前我們控制的（交流）節奏，應該符合多數台灣人民的期望。
問：請問您對於習近平的領導風格有何看法？（卡森特派員提問）
馬：他確實是很強勢，但我們基本上看來，兩岸關係保持逐步發展，仍然會維持現在的節奏與速度。實際上，兩岸關係，就我個人接觸20多年的經驗，就好比是爬山，爬山的步伐不會很快，但是爬了幾年後，回頭一看會發現爬得這麼高了。像我們“九二共識”（提出）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那是以前我在陸委會推動的（政策），以前沒有辦法變成兩岸關係的一個指導原則，但是在我上任後很認真負責地貫徹92共識，大家就能有比較多的進展，有些進展甚至超過我們原來預期。我們覺得這樣的做法應該是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不必特別加速或討論一些台灣人民還沒有準備好的議題。
問：請問台灣如何看待香港最近的佔中運動？（尼爾森特派員提問）
馬：就台灣來講，“一國兩制”於1982年剛提出時，當時的蔣經國總統就很明確表示不能接受。他覺得海峽兩岸應該要追求一個好的制度，他當時提到“一國良制”，也就是一個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制度。這個立場我們一直以來也都沒有改變。
大陸提出一國兩制，台灣不能接受，但是很意外地用在現在的香港。香港當初得到的承諾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普選特首，50年不變”。最近的發展顯示，有相當多香港人認為他們原先的承諾並未真正兌現。
台灣的民眾都很關注香港的發展，倒不是認為香港的情況會發生在台灣，而是在觀察中共能不能實現當初的承諾。台灣跟香港非常不同，所以我們不會擔心台灣會變成第二個香港。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曾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在今年“國慶”祝詞裡面也提到“何不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 我們支持香港的民主，但我們反對用暴力的方式達成（訴求）。我們對台灣的學運也是採取同樣的態度。
問：請問您如何看待美國奧巴馬總統“向亞洲再平衡”的政策？美國政府在過去十年是否忽視了台灣？（卡森特派員提問）
馬：我的感覺是，東亞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對美國“亞洲再平衡”的政策基本上是支持的，因為在安全方面，這些國家大部分都仰賴美國給予支持，但是他們現在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往往超過與美國的貿易，因此出現一種情勢：在安全議題上，他們希望與美國合作，但是在經濟議題上，他們又不能不和中國大陸合作。
中國大陸周邊共有23個國家，其中有17個都以中國大陸為其第一大貿易夥伴，這些國家有他們本身的“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就“中華民國”來講，我們扮演區域和平締造者的角色，這樣的做法基本上與美國政策符合，而且得到美方很大的鼓勵。另一方面，我們與大陸改善關係，增加貿易投資及文化交流，也得到美國很大的支持。從35年前，甚至於更早1972年開始，美國對於兩岸的態度就是只要雙方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他們對於最後結果並沒有任何預設立場。到現在為止，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政府，基本上都非常支持“中華民國”所採取的兩岸政策，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分寸拿捏得相當不錯。
問：請問您認為中國大陸是否會真正實施民主？台灣能夠提供哪些民主化的經驗？（奈蘭德特派員提問）
馬：我們從來不會妄想，認為中國大陸會很快地走向民主，我們在台灣所努力的，是希望證明給全世界的華人社會看，一個本來是舶來品的民主，在純粹中華的土壤上，也可以生根、發芽而且成長為一棵大樹，這是我們存在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我在6年前上任前，只有800多位大陸學生到台灣來做交換學生，但是現在，交換生加上學位生已超過25,000人，這是兩岸交流 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什麼原因？就是希望讓中國大陸年輕的一代，可以瞭解我剛講的這個道理，同樣是華人，為什麼我們可以在這裡實施民主？每年6月4日，“六四事件”的週年，我都會發表談話，鼓勵中國大陸善待異議人士，並給予人民更多的自由，而且我說，這樣做對兩岸關係是很有幫助的，因為當中國大陸能逐步自由化及民主化，兩岸人民之間心理距離即可大大拉近。隨著中國大陸愈來愈富裕，人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也會增加，也有更高的興趣參與一些公共政策的決定，我想這恐怕是難以避免的。
問：請問您支持兩岸終極統一嗎？（卡森特派員提問）
馬：關於這個問題，由於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民國”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國家”，因此我們與大陸打交道時，這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與大陸交往這20年中，我們一直遵循這個原則，因此對兩岸的未來，當然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這個原則是最基本的。
我剛才與各位提到兩岸關係的原則--“不統、不獨、不武”，就是指在我8年“總統”任內，不會與大陸討論統一的問題，也不會推動台灣獨立，更不會支持使用武力，我認為這是打造一個可大可久及和平發展架構的必要手段。
“中華民國”是一個民主的“主權國家”，我們一切重大的政策都必須根據民主的原則來決定，包括兩岸關係的未來也是一樣，應該由我們的人民根據“憲法”來做決定，這個原則不會改變，未來涉及兩岸重大的政策，也是用這個原則來解決。
所以您剛提到這些問題，其實現在討論的意義並不大，因為大家都不覺得有任何迫切性，尤其當兩岸許多關於貿易、經濟及文化上的障礙都還沒有排除的時候，討論那些目前沒有急迫性的問題，並不符合我們民眾的需要。我們有一個“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次序，來決定我們與中國大陸交往時先談哪一個，後談哪一個。
問：您剛提到兩岸交流應“先急後緩”，但習近平曾說困難的問題不應留給下一個世代來解決，請問您的看法？（尼爾森特派員提問）
馬：實際上我們開始兩岸的交流差不多才20多年，還不到一代。兩岸隔海分治了65年，有太多東西無法在短期內協商出結果來，所以我認為此時應該回顧古人給我們的智慧，孔子告訴我們：“欲速則不達”，孟子也告訴我們不要揠苗助長。我認為這對目前的兩岸關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實際上，就許多人來看，兩岸關係在過去6年已有很大的改變。在我上任前，兩岸直航的班機一班都沒有，現在一天就有118班，這已經是歷史上空前的成長。中國大陸來台的學生也開始在競選我們大學學生會的主席。所以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雙方有更多瞭解，之後不管做什麼決定，才會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
來自中國大陸的訪客，6年來已累積超過1,200萬人次，到台灣的陸客，無論是觀光或其他目的，一年已接近300萬人次；每年也大約有500萬人次的台灣民眾到中國大陸訪問。大家開始慢慢發展出一些相互瞭解與互信，這個程序應該讓它有一段時間發展，發展得更成熟，對雙方來講都是有幫助的，因此我認為不必急著處理一些目前無法處理的政治問題。
我知道各位都是研究中國大陸與台灣，對中國歷史也非常熟悉，以中國有紀錄的歷史大約有4,600多年，在此過程中，有70%，或至少65%的時間是統一的，30%左右是分裂的，在歷史上分裂時間最久的有超過200年的，在一個有歷史觀的民族來看，這些分分合合其實也是歷史現象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人民的幸福能不能得到確保。
問：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但現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人越來越多，以歐洲的經驗來說，這會帶來分化的問題，您認為在兩岸關係比較務實的做法是什麼？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概念對台灣人而言是否合理？（尼爾森特派員提問）
馬：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覺得若要談政治主張，會有很多不同，但最重要的就是核心價值是甚麼，如果各方都認為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是大家都接受的核心價值，那其他問題也比較好解決。30多年前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台灣獨立運動在很多地方都很盛行，今天主張台灣獨立的人變少了，有時候反而變成票房毒藥。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台灣實施民主，不需要再主張不切實際的政治理想。
我常常引用4年前CNN女主播Christiane Amanpour訪問我的一段話，當時她問到：“你們為什麼不宣布獨立？”我就說：“Amanpour女士，您有聽說過哪一個國家宣布兩次獨立的？”我們在1912年已經獨立了，至今超過100年，實在沒有必要再宣布獨立。我們現在選自己的“總統”，選自己的“國會”，管自己的事務，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也曾執政8年之久，換句話說，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都有實現，或者至少有嘗試的機會，這樣的一個社會許多民眾是可以接受的。
1979年美國承認中共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歡迎民主、反對獨立》，就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這件事，所以關於你講的認同問題，我覺得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消失。你現在問年輕人，他們會說我們都是台灣人，我競選的時候也說，我選的是台灣的“總統”，但我們國家正式的名稱是“中華民國”，這部《“憲法”》是在中國還是統一的時候制定的，這是不能改變的現實。這其實就是實行民主與自由制度非常強大的力量，它會把這些原先許多可能有衝突與矛盾的意識逐漸化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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