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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參與保釣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錢永祥。（中評社 倪鴻祥攝） |
中評社台北11月22日電（記者 倪鴻祥）今年是保釣運動發起五十周年，曾參與保釣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錢永祥表示，五十年後的海峽兩岸以及北美都滄海桑田形勢大變，沒有改變的是釣魚台島並未收回。他鼓勵年輕一代繼續關注釣魚台，除了牽涉到的漁民生計，更重要的是關注“愛國”、愛人民等價值的一種社會關懷，只要能延續這種精神，便是釣運精神的延續。
“第七屆光復釣魚台行動論壇”21日上午舉辦“保釣運動發起50周年紀念研討會”，主持人為台灣釣魚台光復會理事長、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劉源俊，馬英九，新黨榮譽主席郁慕明、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陳美霞等人受邀致詞。錢永祥出席研討會回顧1970 年代的保釣運動及對現在如何延續保釣運動提出期許。
錢永祥表示，當年參與保釣的人，在自己生命中都會具有深刻的意義， 甚至於影響了日後的人生方向，保釣的經驗也格外銘心難忘，到了五十年之後，大家都已進入生命的末期，回顧那段“崢嶸歲月”，心裡的感受相當複雜，瞭解與遺憾兼有之，很難簡單地整理出頭緒而形諸筆墨。
他指出，當年保衛釣魚台之所以能夠在知識青年之間鼓動人心，蔚為風潮，發為運動，主要 的動力當然是“愛國主義”。但“愛國”從來不是一個簡單、自明的概念，當下面對的客觀局勢，會逼迫每個人自行賦予對“愛國”的內容。
他說，1970年代初期的台灣本身已經出現了求變的跡象，年輕世代對國民黨的舊秩序已經 失去信任；在西方世界，冷戰秩序正受到嬰兒潮世代的挑戰；在外面看，中國大陸的情況曖昧不明，不過也正是因此反而受到了不少人寄以希望。
錢永祥認為，70年代保釣運動爆發的時刻，正是舊時代走向結束，新秩序尚未浮現的一個轉折點。在那個時候，“愛國”往往只能是一種追求“國家”變好的善意願望；日後發展的方向幾乎無法預料。
錢永祥表示，保釣世代的生命路徑如此多樣，如此向各個方向擴散，其實反映了一個轉折時代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他覺得是一種幸運，但也必須承認，不確定的情況要求當事人做更多的摸索與選擇，也會為難、折磨人的。
他指出，回到台灣內部，1971 年保釣運動在幾所大學的校園出現以前，台灣的戰後世代正走向成年，某種騷動已經在醞釀中；此時校園裡出現了此前二十年不曾有過的盛大集結、抗議、海報標語，以及挑戰性的座談會，在許多 人心裡引起了波動。
他認為，當時的台灣年輕人早已習慣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但是一旦“愛國”的呼籲來自校園裡憤怒的同輩與師長，它的真正意義才會出現。如果不嫌誇大，他會說釣運對於台灣的校園冰封狀態有一種破冰的效應。
錢永祥分析，由於保釣的訴求本身在當下現實中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社會上缺少呼應，學生經恩准後對美日駐台機構示威、向政府抗議，之後學生必須把喚醒的“愛國主義”轉化成跟台灣社會有所連結的關注，所以台灣校園裡的釣運雖然很快沈寂，可是校園裡開始出現要求政治改革、思想鬆綁，以及更重要的，讓“斯土斯民”進入世代的意識，於是各種社會服務、 選舉時返鄉投票、注意台灣農村、工廠的實況，都是那一代大學生開始學習的社會關懷。
他說，校園裡的這類動向，直到1973 年初情治機關出手抓人，以及之後的台大哲學系事件才告一段落，不過種子已經灑出，更年輕的世代已經有了真正的愛國、愛人民的關懷，加上此時校園之外各種刊物與新觀念開始流行，戰後世代在台灣社會的變化中，已經能夠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他表示，具體言之，70 年代在台灣島內的釣運與後來的民主運動、社會運動並沒有直接關係。釣運在人物上、觀念上，社會關係上，更不用說組織上，都不算是台灣反對運動的一環。
錢永祥指出，但是釣運在喚醒台灣新世代的社會參與上，起了某種開路的效用。由於北美釣運的參與者缺乏這方面的用力之處，他們如果沒有機會回返台灣或者投入大陸，日後他們會更努力於將釣運的遺產維繫住，將焦點繼續投注於釣魚台列島本身的主權與回歸。
錢永祥說，五十年後，海峽兩岸以及北美都滄海桑田形勢大變。沒有改變的是釣魚台島並未收回。五十年前的保釣世代受限於年齡，所能扮演的角色不多，他認為鼓勵年輕一代繼續關注釣魚台，關注釣魚台所牽涉到的漁民生計，更重要的是關注“愛國”、愛人民等價值的一 種社會關懷，是保釣運動的基本精神。只要能延續這種精神，便是釣運精神的延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