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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發言人蕭美琴日前表示，該黨對不在籍投票很保留。(中評社 鄒麗泳攝) |
中評社台北2月10日電／選舉權是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權利，推行不在籍投票是一項“民主”且“進步”的舉措；民進黨反對採行“不在籍投票”，則是“反民主”與“反進步”的行徑。
聯合報社論指出，實施不在籍投票，目的是為了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讓無法返鄉的民眾也有機會行使投票權。此項變革，基本上是在排除交通阻隔及職業因素對民眾投票機會的囿限或剝奪，以保障公民參政權。這在其他民主國家早已實施多年，台灣卻姍姍來遲，照理說，這本應是不分藍綠都支持的民主措施；沒想到，民進黨竟大肆反對。
首須釐清者，“內政部”正在研擬推動的不是“通訊投票”，亦即不包括大陸台商與海外僑民。不居住在戶籍地的台灣公民，包括為數龐大的青年學生和異地工作的年輕族群，以及軍、警等特殊職業，乃至受刑人外，原還有大陸台商及海外人士。但因境外通訊投票較不易掌握，台“內政部”已決定暫不對大陸台商及海外僑民實施此制；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仍然執意反對不在籍投票，拒絕提供人民便利的參政管道，實在令人莫名所以。
台灣歷經兩度政黨輪替的震盪，藍綠卻對峙未已，許多民眾心灰意冷，最近幾次投票率均大幅降低；因此，開放不在籍投票，讓民眾有更便捷的政治參與途徑，確保民意的普遍表達，更顯必要。扁政府時代，游錫堃和蘇貞昌擔任“閣揆”均曾表示支持建立不在籍投票制度；誰知朝野一易位，綠營的立場隨即翻轉。民進黨難道換了位子竟連民主信念也告翻覆？
民進黨反對的理由之一，是不在籍投票可能較易於“操作”，影響選舉結果。這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台灣實施民主選舉數十年，已發展出極為有效的監票方式，任何人想在投開票所裡動手腳，都已不太可能；真正可怕的“操作”，其實是發生在投開票所之外。近年執政者“操作選舉”的重大事件，皆發生在民進黨手上。二○○四年的“總統”大選，發生三一九槍擊案，扁政府更啟動“國安”機制，限制軍人離營，導致許多人無法返鄉投票。這是比“作票”更可怕的“操作”。受阻不能投票的軍人，非但不能“不在籍投票”，甚至連返回戶籍地投票的權利也受剝奪。
另一方面，傳統手法的“作票”已經少見，新手法是“行政操作”。二○○四年“總統”大選，最後扁呂、連宋兩組人馬得票差距不到三萬票，而廢票數卻高達卅三點七萬票。若查閱歷屆“總統”選舉結果，一九九六年廢票數是十一點七萬張，二○○○年是十二點二萬張，而二○○八年也僅十一點七萬張。也就是說，二○○四年的廢票，幾達平均值的三倍。其中有無“操作”，豈能不受公評？
不在籍投票，並不是通訊投票；而是有選舉權的公民事前依法申請在外地投票，也就是仍然必須由本人拿著身分證印章到“轉移”的投開票所投票；而那個投開票所亦是依法設置的一般投開票所。軍人的投開票所不是軍人主持的，警察的投開票所也不是為警察特設的。民進黨人質問，謂一定要有監察人員。當然有監察人員，根本是多此一問！
必須澄清的基本觀念是：提升公民行使選舉投票權的便利與機會，與選舉的“政治操作”與“作票”根本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如果政客自律自清，就不會有三一九槍擊案，就不會有“政治操作”；如果嚴格執法，嚴格監票，就不可能“作票”。這些皆是政府與政治人物必須承擔的責任；豈能因防備操作及作票，而竟反對不在籍投票？而竟反對提升公民行使選舉投票權的便利與機會？
其實，以兩岸關係與台灣政治生態的密切關係，大陸上數十萬台商台眷，若未能在台灣各級選舉中投票表達意見，確實已成為台灣政治的重大缺口。但是，畢竟通訊投票的爭議性極大，公信力亦不易建立；我們也認為不可貿然實施通訊投票。但在台灣境內實施不在籍投票，只要防弊措施周備，有什麼理由反對？
民主進步黨，難道真的是反民主、反進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