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5月27日電／輸掉兩次大選的民進黨，深知兩岸關係是其罩門，因此亟思有所作為，以為二○一六年鋪路。
中國時報今天社論說，最近民進黨中生代為向黨中央施壓，於日前的全代會中提出“台海人權決議文”，希望將兩岸關係“建立在人權的普世價值上”，一方面“支持中國人民推進民主化工程”，另一方面堅持兩岸任何協議“均應符合‘民主、對等、尊嚴’原則”，期許“中國人民得以民主普選方式產生政府，雙方以人權與民主的價值為基礎，發展信睦關係”。很顯然，這種用“普世價值”的新瓶包裝起來的“信睦關係”，還是“一邊一國”的舊酒。
蘇貞昌針對此議題，先提出由中國事務部規畫從六月二十日起召開九場“對中政策華山會議”，再於全代會中藉口時間不夠，將“台海人權決議文”移交中執會續議。看來，此一決議雖遭擱置，但傳說已久的“中國政策大辯論”卻將上場。
回顧民進黨建黨以來的“中國政策”，從一九九一年“台獨黨綱”、一九九九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二○○七年“正常國家決議文”，直到此次“台海人權決議文”，無一不是由台獨立場出發。酒瓶不斷換新，內容還是獨酒。民進黨人似乎以為：只要能找到某種“論述”，可以把“一邊一國”包裝成面目模糊，就能突破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困境。
社論說，我們嚴正指出：這種自欺欺人的作法，不會有任何作用。民進黨如真要找到出路，就須改弦更張，回歸兩岸關係的歷史原點重新考察。
長期以來，民進黨喜談兩岸長期分治的“歷史事實”，但卻不願面對中國大陸執政者所看重的另一“歷史事實”。從清康熙皇帝開始，大陸的治國者對台灣的重視，首先就是這個島嶼對中國大陸的國防重要性。三百多年前，清朝剿滅鄭氏政權後，原打算遷其民、棄其地。施琅便在康熙二十二年底上奏〈恭陳台灣棄留疏〉，指出“台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於是康熙乃基於國防考慮，將台灣納入版圖。十餘年後，郁永河來台遊歷，回顧當時的棄台論，謂：“議者…不知我棄之，人必取之；我能徙之，彼不難移民以實之。…鄭鑒不遠，何異自壞藩籬，以資寇巢？是智者所不為也！”其後清朝的治台政策便始終是國防掛帥，直至甲午戰敗、乙未割台。
獨派人士喜言台灣自一八九五年後，只有四年時間與大陸屬同一政府，因此兩岸分治似是“常態”。但從大陸觀點看來，這一百多年間也只有那四年時間台灣不是中國大陸潛在的或現實的國防威脅。日本曾將台灣稱為“不沉之空母（航母）”，在戰敗前於台各地修建六十多座軍用機場，充分利用其地緣位置作為侵略中國和南洋的基地。冷戰期間，國民黨為將美國捲入國共內戰，又甘為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馬前卒，不斷騷擾、進犯、偵查大陸沿海和內陸。這些史實，都告訴任何關心中國未來者一個康熙早已參透的至理：台灣“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在台獨的史觀中，將鄭氏、清朝、“中華民國”這些中國政權，與荷、西、日並列為“外來政權”。這是認同錯亂的表現。已故社會學者陳紹馨指出：“台灣華人人口之急遽增加，始於康熙末年”，而其“增長之基礎，實肇始於明鄭時代”，因為“較大之人口，尤須有政治組織，而此政治組織之性質與其主權所在，對人口能增至何種規模，具有決定性之作用。荷人雖歡迎漢人來住，但其目的在於推行重商主義；漢人人口增至足以威脅其利益時，輒被壓制，甚至遭受屠殺。在此情形下，漢人人口實難增至偌大規模。鄭成功驅逐荷人，收回主權於國人手中，以人口觀點而言，為一重要事實”。同理，若無康熙繼鄭氏之後將台灣收入版圖，今日台灣島上的漢人人口絕不可能如斯之盛。獨派人士多為漢人之後，其祖先能來台墾殖，實受惠於鄭氏和清朝，如今卻醜詆這些中國政權為外來者，於情於理皆站不住腳。
國共內戰導致國家分裂，不僅台灣長期受制於人，大陸國防也備受威脅。如今兩岸好不容易建立了和平交流的基礎，民進黨卻始終想偏離正軌，另闢蹊徑。只要民進黨自外於中國、把對岸當敵人的心態不改變，任何“中國政策”、各色宣言、“普世價值”都徒勞無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