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1月15日電／扁家四大弊案“最高法院”宣判結果，形同反駁了台北地院周占春合議庭在二次金改弊案所持“總統職權”、“總統職務上行為”的見解，總算將法院的是非判斷標準，拉回至正確法理及多數國民法律感情認同的正軌。
聯合報社論指出，周占春在其判決中花費巨大篇幅，論定“總統”職權僅限“憲法”本文和增修條文列舉的十六項權力；並且說，多數學者及大法官解釋，也都認為現今政治現實是“總統”侵越了行政權。他從而據此認定，二次金改既非“總統”法定職權，陳水扁介入，是越權行為，亦即非職務上行為，收錢即不可論以受賄。
這種見解其實是將憲政學理上有關行政權力歸屬的爭議，錯用到刑事法律規範公職人員行為的領域，遂生“總統”貪污無罪”的謬誤結論。簡單地說，“總統”該不該介入行政權的領域是一回事（憲政爭議）；“總統”在已然侵越行政權的既成事實下，有無藉此犯罪，則是另一回事（刑事判斷）。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最高法院”這次公布的判決理由，乃回歸到刑事判斷的領域，直接了當地宣示：“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祇須所收受之金錢或財物與其職務有相當對價關係，即已成立，且包括假借餽贈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在內……再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特別指出幾個判斷點，如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得為”、“有關聯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等等，恰是破除了周占春以刑事審判思維和憲政學理爭議相混淆的迷霧。換言之，依“最高法院”的判斷標準，“總統”職務範圍在實質上能給予二次金改影響，並且藉此收賄，那就是貪污。不可能在確定有此事實下，竟得出“總統”貪污無罪的結論。
“最高法院”判決另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改以重判李界木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不得緩刑。扁家四大弊案部分，二審雖仍判有罪，卻無端大減刑度，其中尤以李界木為最。其在龍潭購地案中，扮演軍師角色，提供其經管過科學園區的實際經驗，擬定圖利的辦法，以利廠商倒債給“國家”、扁珍藉機貪污；其為虎作倀的惡行，對照早年其“民主學者”的形象，實無給予同情的理由，而二審判決竟予緩刑。當時本報即指出，這等於是法官放水，甚為不當。
如今“最高法院”說，“原判決並未認定李界木之犯罪情狀有何顯可憫恕之情形，依原判決之記載亦無顯可憫恕之事實，卻依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減輕其刑……而依刑法第五十九條所規定之得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為之”，所以原判決等於無端減刑，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於是就這部分自為判決，重判李界木且使其必須入監服刑。
“國務機要費案”發回更審的發展亦值注意。雖然“最高法院”是法律審，只能在二審認定的事實上作判決；但在“國務機要費”發回更審的理由中，除了談及適用法律外，還特別提到了“影響事實認定”，顯然是對原判決就許多扁家不當開支擴大解釋均與“總統”公務有關不加追究、且漠視“南線專案”等造假行為，無法認同。由於“國務機要費案”涉及的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侵占公有財物罪，最重可判無期徒刑；而原判決是在大量排除侵占金額後，才判較輕刑度；未來更審重加論定的結果，若事實認定翻轉，數額變得龐大，則扁珍的刑度即不無再加重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