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孫哲表示，希望中美之間要研究更多具體的分歧點和衝突案例，提出更多的解決方案。例如，針對一個問題，我們應該要思考，設想的解決方案達不到的時候要怎麼做，部分達到或達到的時候又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法，“要看到具體的實施方案，不能總是“摸著石頭過河”或者明明摸到石頭偏不想過河、過不了河。”例如，這次會面肯定要談到南海問題或朝核問題，中國是不是也要考慮有一個更鮮明的表達，以示在管控分歧方面也有切實可行的“中國方案”？
“我之前曾說過中美關係時不我待，必須有緊迫感。現在也是一樣，如果這次會面到下次會面期間沒有任何進步或者進展，雙方領導再坐在一起就會很尷尬，兩國關係也會重複出現低水準的政策失誤。”對於朝鮮問題，孫哲說，中國在處理的時候應該打破既定思維，因為國際關係的第一定律是根據現實做出判斷，調整自己的政策，在恪守信義或政治傳統的同時及時“變法”。
孫哲對中評社說，作為大國，中國外交應該更多展現收放自如，中蘇關係從“同志加兄弟”到後來“珍寶島事件”後兵戎相見，再到戈巴契夫訪華後的轉圜和今天的新型合作關係，說明了一個道理：沒有永遠的朋友，但是有永遠的追求利益和價值觀的準則和方法。中越關係、兩岸關係幾十年的起起伏伏和戲劇性的演變，同樣也說明了這個道理其實是國際關係的一個常識。對於中美關係而言，出現再多的困難和難題都沒關係，關鍵是我們是否有遠見卓識，堅持並踐行“合作是唯一的正確選擇”。
孫哲這樣說“中國的自我期許很重要，樹立中美關係的再評估機制甚至我們國內的對美國政治常態評估機制和對中美關係發展的審核機制也很重要。可惜現在沒人多談中美關係發展的五年規劃、十年規劃，也沒人談十年後的中美兩國的國內政治、外交政策會有什麼大的變化，所以很多時候看到的都是‘印象派’的作品，缺乏更細緻的對兩國政治外交的肌理分析和基因檢測。”
對於四月初的會面，孫哲認為，“習近平和特朗普見面之前必須達成一定的共識，見面以後也要為未來發展調音定弦，打下基調。比如，在朝核問題、南海問題等方面上，雙方要有相互的承諾，這是一種君子協定，這樣的話大家就會很理解。朝鮮堅持核子試驗、繼續導彈試射怎麼辦？進行更多的聯合國制裁決議？中國年內是不是還要實際擴建南海島礁？美國是不是還要挑釁進入已建成島礁12海里並宣佈新的對台大筆軍售？不做足預案的話，訪問之前出現任何一種狀態，會面都會變成老生常談，甚至氣氛反轉成針鋒相對的爭執；訪問之後如果美國做出任何在中國看來是侮辱性的舉動，兩位領導人達成的任何共識或取得的成就就會成為空紙一文，實際意義便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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