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呂小慶（中評社 徐夢溪攝） |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中國》總編輯王眾一說，在兩國戰後關係的發展歷程中，每當官方政治出現波動時，民間力量的推動是兩國關係維護與改善的積極要素。政權更迭帶來的波動與政策的不確定性給未來的中日民間交流提出了新課題，同時，這也給有著以民促官傳統的中日民間交流、凝聚積極民意、促進中日關係向前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對此王眾一提出了八項建議：一是尋找東方共同的文化價值；二是弘揚鄰裡守望相助精神；三是共享詩情畫意的文化鄉愁；四是創新在線交流，探索溝通新模式；五是增強經貿領域的第三方合作；六是運用好新媒體的積極作用；七是繼續重視加強改進青少年交流；八是改革創新兩國傳統的友好團體。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評智庫高級研究員王鍵表示，安倍時代的日本政府對台政策既有正面積極面也有消極面。今年是推進中日關係的重要一年，在此前提下菅義偉內閣的台日關係會走到什麼程度、有多大的提升，與中美關係的走勢、下一步中日關係、日本經濟以及政權的穩定等有著密切聯繫。除此之外，王鍵認為，岸信夫在出任內閣的防衛大臣期間不會走太遠，因為他必須服從於菅首相的對外對華外交。而在對台灣問題上，岸信夫即便繼承了安倍的對華外交，也大致是7年零8個月的安倍時期的對華外交和對台灣問題的一些處理方法，問題不大。日本和台灣問題的未來走勢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它並非中日兩國就能決定台灣會怎麼變，隨著美國介入台灣問題的力度越來越大，不確定性也就越來越大，需要我們繼續關注。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野口裕子致辭時表示，軟實力和公共外交概念出來後，文化的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經常被理解為日本政府文化戰略的實行者，往往令我們很困惑。首先，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成立於1972年，早於軟實力和公共外交的概念的出現。第二，文化交流不應該直接和某一個國家的利益關聯起來，而應該通過向世界提供另一個視角，為創造眾多不同文化的人們和平共處的世界作出貢獻。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成立時的目的是促進外交，促進外國對日本的理解，推進國際互相理解，同時為了促進國際友好，有效的進行國際文化交流事業，為世界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類的福利作出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