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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 |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博弈下的台灣問題新動向 作者：朱松嶺（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摘要】台灣問題作為具有複雜國際因素的國內問題，從產生之初就是中美戰略博弈的重中之重。無論是由冷戰大背景決定的中美戰略對抗時期（1949-1979），中國改革開放形成的中美戰略合作時期（1979-2009），抑或是中國率先擺脫金融危機、帶動亞太新興經濟體復蘇并迅速提升綜合實力和地區影響力的中美戰略競爭時期（2009-2020），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經過特朗普時期在台灣問題上的交鋒後，中國在與美國博弈方面積纍了更加豐富的鬥爭經驗。2021年，中國改變了對美鬥爭的態度，在中美戰略博弈中尤其在台灣問題上積極主動，提出清單、劃清紅綫、強調立場，中美戰略博弈進入到新階段。
一、台灣問題進一步國際化
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博弈是中美戰略博弈的有機組成部分，台海局勢中的很多現象是中美在各個領域中博弈在台灣問題上的折射和具體反映。台灣問題的進一步國際化就是民主黨上台後，拜登政府在國際上重組朋友圈跟中國進行國際博弈的具體化。民進黨當局之所以敢於明目張膽地跟歐洲尤其是中東歐小國捷克、立陶宛等進行官方互動，立陶宛等國敢於打擦邊球設立台灣辦事處，背後都有美國的身影。事實上，美國在台灣問題國際化上，進行了全面的布局，台灣當局也在諸多領域進行了全面的呼應。中國中央人民政府也就必然在這些領域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美國極為擅長國際化，擅長制定全球戰略、國際規則，利用國際規則規範和引領國際秩序，并通過全球合縱連橫的方式拉攏盟友、打擊對手，這是這個全球性霸權國家的思維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方式。在插手台灣問題上，尤其是台灣問題國際化時也不例外。
一是，炮制中國缺席的國際法文件和國際事件，通過國際輿論傳播渲染國際氛圍，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從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在中國兩岸雙方均不在場的情況下對台灣和澎湖列島法律地位的模糊規定就足以窺見美國在利用國際法製造事端、埋下隱患方面的熟練手法。之後，炮製當事方缺席情況下的國際法文件、國際法事件，通過話語霸權進行國際渲染，進而將戰略戰、法律戰、輿論戰、國際關係戰結合起來插手台灣問題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近年來，美國一手操弄的南海仲裁案就是這種操弄的典型案例。
二是，通過“周邊”的概念，將台海地區納入戰略規劃，并將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法律化、盟約化，通過打威懾戰的辦法插手台灣問題。作為日美安保體制中針對台灣問題的一個模糊概念，“周邊有事”曾經是中日摩擦的重要焦點之一，是從李登輝開始的台灣當局攀附日美安保體制的由頭，也是中國極力反對運用在台海地區的一個概念。1999年5月，與美日安保新防衛指導方針相關的三法《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美日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在日本國會順利通過立法。三法未具體確立“日本周邊有事”地理範圍，這也為美日打“周邊”概念牌埋下了伏筆。〔1〕拜登上台後，舉行的首次日美“2+2”（2021年3月）及日美首腦會晤（2021年4月）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均提及“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內容，其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將日美安保引向“對華同盟”。〔2〕2021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更是直接聲稱“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并等同於“日美同盟有事”。〔3〕此舉無異於將中國內政問題納入到“美日安保條約”覆蓋的範圍之中。日本政府發言人和防衛大臣還主張，日本對台政策不受中國官方立場限制，日本政府有權選擇日台關係的發展方向。〔4〕這都是將台灣問題納入到日美安保體制中去的具體表現。此外，在美國主導的“美日澳印四國對話機制”(Quod)中，“台海和平安全的重要性”成為核心訴求之一，〔5〕美國試圖用“亞洲版北約”的方式圍堵中國，將“周邊”概念進一步擴大，將美國對華戰略進一步明確，將台灣問題的國際化進一步台面化，用朋友圈圍堵中國，用台灣當局牽制大陸，對中國“圍而不打”“不敗是勝”，消耗中國戰略資源，故技重施，用讓蘇聯內亂、解體蘇聯使得美國“不戰而勝”的老辦法加上時代的新包裝對付中國的思路日漸清晰。
三是，拉攏盟友，扶植代理人，與台灣當局升溫關係，不斷碰觸中美關係的底綫和兩岸關係的紅綫。拜登的外交團隊中不乏配置全球資源和進行全球戰略博弈的高手，利用歐洲打“台灣牌”就是明顯的例證。蔡英文上台以後，美國利用中東歐個別小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利用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利用台灣當局對所謂“國際空間”的渴求，通過自身的戰略布局穿針引綫，將捷克、立陶宛等國家跟台灣當局的關係拉近，利用“台灣辦事處”名稱的調整，將“歐洲牌”和“台灣牌”結合起來，將在戰略上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結合起來，將離間中國和歐盟的關係與打“台灣牌”結合起來，用碰觸“底綫”和“紅綫”的方式，試探中國的態度，用具體事例將抽象原則事例化，不斷在這一過程中在國際上掏空“一個中國”，製造“一中一台”。
四是打著“維護自由航行”的名義糾集盟友打“三海合一牌”。東海釣魚島問題、台海問題、南海問題本身都跟兩岸關係密切相關，釣魚島列嶼在行政管轄上隸屬於中國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台灣當局在南海海域盤踞著部分島嶼也是不爭的事實，兩岸雙方博弈，三海問題交織，問題本就紛繁複雜，美國長期以來就妄圖在三海領域製造由頭、插手事務，打著“自由航行”旗號將問題進一步複雜化。近年來，美國通過“三海合一”的操作方式，將歐洲部分國家的軍事力量、加拿大等“五眼聯盟”的軍事力量拉到三海地區，加上原本就在這一地區蠢蠢欲動的日本，通過軍事演習的方式在三海領域耀武揚威，牽動台海神經，成為台海地區不穩定的又一因素。
二、台灣問題進一步意識形態化
台灣問題是國共內戰的遺留，貫穿冷戰的始終，一直摻雜著兩大陣營意識形態鬥爭的複雜因素，台灣問題演進過程和試圖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中也一直不乏這一因素。近年來，意識形態因素又被美國部分政客和島內部分政治勢力無限擴大和拔高，甚至上升到“新冷戰”的高度，妄圖將台灣問題進一步意識形態化。這股力量妄圖將中美競爭引向“新冷戰”，將台灣問題納入到中美“新冷戰”的戰略框架內，製造兩個陣營、再次分裂世界。這樣的想法，不僅给中國的國家統一製造了新的障礙，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趨勢中的逆流，對人類社會長期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一是美國國內不斷有將台灣問題進一步意識形態化乃至“新冷戰化”的論調。中美建交之後，尤其是中國昂首闊步以改革開放之姿邁入全球化之後，美國國內對中國打意識形態牌、將台灣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聲音開始降低，儘管時不時依然具有拉高分貝的事件發生。但是，在中共十九大閉幕不久，美國將中美關係進一步意識形態化，將台灣問題進一步意識形態化又進入了新的高潮期。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首席戰略顧問的班農在日本發表演講，宣稱中國模式從原來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為“儒家重商主義”，中國正對美國構成五大威脅：“中國製造2025”“5G通信技術”“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模式”。〔6〕但是，這一觀點似乎不足以說服一些勢力遏制中國，美國國內關於“新冷戰”的觀點不斷拋出。2020年7月23日，蓬佩奧在尼克松博物館發表“新鐵幕”演說“共產主義中國和自由世界的未來”，希望再次高舉意識形態的大旗，呼籲“自由世界”聯合起來，遏制“共產黨中國”的發展。〔7〕這應該是美國政府開始搞所謂“新冷戰”的重要事件。可見，美國就是要遏制中國，解除威脅自己的一切因素，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不管中國是走“國家資本主義”、“儒家重商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道路都無法避免。
拜登上台後，雖然明確表達了“不尋求新冷戰”的態度，〔8〕基本確立了競爭、合作、對抗〔9〕的對華主導思想，〔10〕但是，客觀事實表明，拜登政府說的跟做的不太一樣。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拜登政府最近的諸多舉動表明，一場新的反華冷戰即將來臨。這些行動包括重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發起所謂的“芯片聯盟”（chip alliance）或“半導體產業聯盟”（semiconductor industry alliance），聯合“志同道合的國家”（like-minded countries）以人權問題為由抵制中國產品和中國主辦的活動，敦促歐盟國家重新考慮中歐全面投資協議（the EU 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并在白宮舉辦“民主峰會”（democracy summit）。〔11〕這些行動以及中國對此的反應，越來越多地將世界推向形成兩個貿易和投資系統、兩個IT和互聯網系統、潛在的兩個金融和貨幣系統，以及兩個政治和軍事集團。〔12〕這些行動的任何一個領域中，幾乎都能看到台灣因素。
二是在將台灣問題進一步意識形態化過程中不斷強調“價值同盟”的粘合劑作用，并不斷將“價值同盟”具體化。例如，美台一直在運作的“全球合作暨訓練結構”〔13〕（GCTF）一直沒有停止過。又如，日台通過民意代表交流等方式進行政黨互動甚至偷渡官方互動也經常打著“共同價值觀”交流的旗號。再如，歐台互動中，“共同價值觀”也是極為重要的關鍵詞之一。除了美台“價值同盟”關係的進一步“實質官方化”，日台“價值同盟”關係進一步浮出水面之外，未來，特別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美國在歐洲打“台灣牌”以及民進黨當局在歐洲的活動。台灣當局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停止經營歐洲，尤其是通過經濟交流進行政商關係的建構、通過教育文化交流培植“親台”勢力、通過價值觀方面的研討互動等組建“價值觀同盟”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止過。在歐洲絕大多數國家跟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關係穩定時，台灣當局從“反共”“民主”入手，從中東歐入手，藉助美國打“台灣牌”牽制中央人民政府的“力”，打“中東歐牌”牽制俄羅斯的“勢”，在中東歐國家撕開口子的戰略一直在實施，從來沒有停止過，祇是在近兩三年浮出水面，將歐洲因素引向兩岸關係的表面。從戰略態勢上看，台灣當局尤其是蔡英文當局做了以下布局：一是妄圖離間中央人民政府和歐洲的關係，一旦成功，可以破解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與歐洲的諸多良性互動。二是妄圖建構與西方的“價值觀同盟”，台灣當局吃透了歐洲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發源地，一旦“價值觀同盟牌”能够發酵，就能從價值觀上、情感上獲得歐洲一些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并一起對抗中國大陸。三是通過打“價值觀牌”，妄圖撬動歐盟，讓歐盟內部在跟中國關係上產生裂痕，以便做下一步的推動。四是堅決跟著美國，貫徹美國“以歐制中”的戰略。從戰術上看，台灣當局經過多年耕耘，長期戰術貫徹如一，在蔡英文當局時期開始收穫。他們避過跟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大國，從歐盟尤其是中東歐的小國入手，這些小國長期受蘇聯制約，獨立後立即投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共產主義國家充滿偏見，十九大以後個別中東歐小國內的一小撮政客認為中國跟他們的仇敵俄羅斯走得太近，而且中國在走“蘇聯2.0版”的共產主義，對中國的抵觸和敵對情緒加大，民進黨當局趁機進行“反共價值觀聯盟”的策動，這也是台灣當局跟歐洲個別小國一拍即合的重要原因。
三是，美國在打造以“友好同盟”為基礎的高科技生產供應鏈規則，形成新的全球產業鏈，并將台灣納入其中，迫使兩岸產業鏈脫鈎，經濟議題甚至軍售議題也打著意識形態的旗號，是這一時期美國操弄台灣問題的鮮明特點。美國新產業鏈布局中的戰略意圖就是圍堵中國，這一布局早就開始，相關舉措正在落實。2020年7月，美台即合辦了首屆供應鏈重組會議。8月，建立“美台企業聯盟”，分享產業鏈重組信息，整合相關策略。9月，通過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台期間輿論的渲染，美國在台協會和日本、歐盟等與台灣地區“外貿協會”共同舉辦“重組供應鏈論壇”，進一步推動相關議題的發酵。10月，台灣首次參與了印太商業論壇（IPBF）。2021年4月，島內的“外貿協會”加入美國、日本及歐盟的行列，一起參與供應鏈韌性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研討會，討論在醫療、資通訊和半導體產業上下游出現的供應鏈重整趨勢。5月，推出《供應鏈重組的領航地圖》，規劃在推動并落實全球供應鏈韌性時，台灣公司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14〕可見，美台在進行產業鏈重組方面是有計劃、有步驟推進的。2021年2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強化美國關鍵產業供應鏈。美國在台協會隨即在25日會見台灣多位半導體產業代表，并強調台灣在供應鏈安全的角色。〔15〕10月底，拜登在出席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時宣布美國將與合作夥伴打造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這一架構將包括貿易便捷化、數字經濟標準、科技、供應鏈韌性、減碳與潔淨能源、基礎建設、勞工標準及其他領域等內容，是面向疫情結束後新經濟所需要的新興議題和領域，會形成新的跨區域、不同產品及項目類別合作的組織，如這一架構落地，台灣地區應當是其中的組成部分。
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過程中，相當大程度上還會依賴冷戰中遏制蘇聯的路徑，製造出一個戰略正面，台灣問題就是戰略正面最突出的部位。在中美戰略競爭全面開啓的背景下，台灣問題的性質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發生了跟1972年以後完全不同的、很重要的變化，因為台灣問題不僅涉及到中國的統一，還可以攪動中國全局和內政。〔16〕儘管打著意識形態的名義，但是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更注重國家利益和地緣戰略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台海地區將成為美國各種戰略聚集的一個重要方向。
三、台灣問題進一步尖銳化
習近平主席在與拜登視頻通話時明確指出：台海局勢面臨新一輪緊張，原因是台灣當局一再企圖“倚美謀獨”，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華”。〔17〕除了將台灣問題進一步國際化、進一步意識形態化、進一步納入重組產業鏈的戰略中之外，美國在將“一個中國政策空心化”、台灣問題國內法化、美台軍事互動明面化、美國對台軍售升級化、美台關係突破民間化等方面都有不少動作，台灣當局不斷迎合美國的台海言行，在新冠疫情爆發後，“以疫謀獨”“倚美抗陸”、煽動兩岸民意對抗等方面也不斷挑釁，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進一步尖銳化、兩岸關係危機程度進一步升級，台海和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博弈在2021年發生了深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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