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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講座過程中直播截屏） |
中評社北京5月3日電／4月30日下午，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系列講座》迎來第15講，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歷史學家章百家受邀就1945年至1978年中日關係的演進分享看法，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延江主持是次講座。
講座伊始，章百家從外交史角度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日關係，並依據時間節點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1949－1952年的真空階段，1952－1961年的民間交往階段，1962年至1971年的半民半官階段與1972年至1978年的兩國關係正常化階段。在章百家看來，這幾十年的中日關係發展歷程中取得的成果是中日雙方共同努力結果，其中，中國政府是最積極的一方，尤其是經歷過中日戰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人，對恢復和發展中日關係格外重視。“周恩來總理在中日關係發展中做了非常細致的工作，中日外交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長期積累，見機而作。”他總結道。
從“真空”期到“民間先行，以民促官”
章百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日關係曾出現真空期，這主要由以下三點原因促成。一是日本戰敗後被美國獨家占領，實際上失去了外交自主權；二是中國國內也出現重大變化，國共內戰導致政權更迭。新中國成立後又與蘇聯結盟，與之前在內戰時主蔣反共的美國在朝鮮戰爭裡發生對抗，“一邊倒”格局固定化。三是世界形成兩極對峙格局，美蘇冷戰興起，而東亞地區成為亞洲冷戰的前沿地帶。隨後的中日“和約”問題，舊金山合約，美日安全條約以及日台合約等都注定了中日恢復邦交會坎坷曲折。
章百家指出，新中國充分認識到中日關係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並將其視為50年代突破與西方國家關係的重點。因此，儘管對上述歷史遺留問題採取反對立場，新中國仍然特意在聲明中區分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貿易此時作為兩國關係的突破口，中日民間交往逐漸開始。在1952年，兩國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兩國貿易也在艱難前行。同年中方協助遺留在中國的三萬多日僑歸國。不少國營單位特意設置了日僑歸國辦公室集中審批，依照自願原則分批安排日僑回國。此後，民間交往也逐漸向各個領域開展，1954年日本甚至組織大型觀光團參加新中國國慶活動，其中有不少日本參眾兩院議員，這也是中日雙方主張兩國友好的共同努力。
但章百家提到，中日關係的破冰之路並非一番風順，儘管在日本民主黨鳩山一郎內閣時期，中日民間交往逐漸擴大，簽訂了不少民間貿易協定。但岸信介接任首相後卻追隨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讓中日關係出現嚴重倒退。1958年的“長崎國旗事件”甚至讓中國政府決定斷絕同日本的貿易往來於文化交流。
他續指，在岸信介政府時期，中國也在不斷調整對日政策，形成了“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於“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政治三原則是指日本政府不能敵視中國，不能追隨美國搞“兩個中國”陰謀，不要阻礙中日兩國關係向正常化發展。貿易三原則是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和個別照顧。政治經濟不可分割原則則是指政經關係要結合起來平行發展，中日兩國首先是兩國人民應採取漸進和積累方式，以促進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下，1962年11月，廖承志與高碕達之助簽署《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達成為期五年的長期貿易協定。這一備忘錄的簽訂實質是“民間在前台，政府在背後”，是由民間幫助不便出面的政府緩和兩國關係。這是中日之間通過民間交往而推動官方掛鈎，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中日關係正常化“兩步走”
章百家強調，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是一盤棋，相互之間交織錯雜。在基辛格秘密訪華前十天，周恩來總理也同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會談，對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了基本且充分的交流。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開啟以及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中國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的。
章百家還介紹說，中方還判斷田中角榮將出任首相並預做準備。在田中首相訪華時，兩國也對中日邦交恢復的各項問題進行充分探討，達成共識後，中日兩國正式簽署了《聯合聲明》。中日《聯合聲明》規定，兩國複交後將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也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
在講座尾聲，章百家再次回顧了新中國時期對日政策變化，他認為，兩國關係是細水長流不斷積累起來的。“處理中日關係要一直向前看，只有向前看才能真正處理好歷史遺留問題。”他如是總結道。據他分析，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過程雖然很曲折，但每一步都是中國恰到好處的抓住了時機。
在講座最後，章百家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仍有一個問題需要我們思考：回顧以往，正是經歷過中日戰爭的一代領導人致力於恢復和發展中日關係，他們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需要我們後人謹慎思考，為何他們明明經歷過戰爭，卻又更珍視注重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來之不易，這留給了我們後人很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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