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貴植表示，中韓相互矛盾的種類和現象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中韓矛盾主要發生在歷史主權和文化主權等抽象性較高的領域，因此很難解決。平時抽象性高的問題潛伏著，不會引起矛盾，但一旦出現問題，就會像“爆發力強易燃性高”的物質一樣。江陵端午祭風波、泡菜文化主權爭論、網絡上突然對韓服溯源問題的對峙等等，事實上都是非本質性問題，但對國民情緒的影響非常大。更何況這些與國民認同感相關的問題是政府不能出面解決的，增加了難度。
第二，網絡時代，普通民眾製造假新聞，助長兩國之間的不信任。特別是誇張性的惡性新聞傳播快，難以控制。再加上通過點擊率來獲益的惡性網紅存在助長負面認知的新聞。
第三，通過賣“愛國”賺錢的、賣“安保”議題賺錢的媒體妨礙公正的報導，以極負面的方式誘導兩國的形象。民間媒體和廣播通過刺激性新聞增加訂閱者，以打擊中國的新聞太多了。
第四，在韓國，親美反中情緒仍然存在，並且最近這種傾向越來越強。所以部分媒體會誇張中國某些不好的地方，以此來貶低中國。
閔貴植分析，韓國人對中國的認知變化經歷了三個階段，目前來講，負面因素超過積極因素。
第一階段（1992－2000）是建交十年左右的時間，兩國關係和民間交流非常友好。在韓國經濟危機之前，很多韓國人將中國視為機會之地，IMF事件以後，很多韓國人將中國視為東山再起的跳板。另外，因為有朝鮮族同胞，即使不會說中文，也可以果斷地在中國投資。
第二階段（2001－2011）是中國加入WTO後韓國創造最大利益的同時對中國發動警戒心的時期。9.11事件以後，中美合作的時代，中韓關係整體上也充滿了樂觀論。在金大中盧武鉉在職期間，安保矛盾較少也對兩國的相互認知起到了積極作用，兩國關係良好的證明之一就是留學生數量增加。
第三階段（2012－現在）出現了往返於溫湯和冷湯之間的急劇變化。2015年，朴槿惠出席了戰勝70周年紀念儀式，展示了友好關係，但緊接著薩德部署後，兩國關係淪落為最糟糕的局面。2015年，韓國人對中國非常友好，甚至比美國更重視中國的重要性，但現在迴避中國的現象非常明顯。這種變化讓韓國民眾並不反對政府積極轉換的GVC政策，也不會抵抗對尹錫悅政府站在IPEF先鋒的方針。這樣外交安保狀況的變化立即反映在國民對中國的態度轉變上，現在情況令人堪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