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來，我每天與“台灣問題”打交道，腦子裡裝的、想的是“台灣”兩字。回往過去，1987年兩岸隔絕38年之久的大門終於打開，兩岸關係出現了“春暖花開”的時節，兩岸人民迎來“和平交往交流合作”的新時代。1992年兩岸官方唯一授權的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在香港商談，達成“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從此兩岸往來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礎”。之後，1993年“兩會”首次在新加坡舉行了破冰的“汪（道涵）辜（振甫）會談”，簽署了四項協定，1998年“兩會”又在上海舉行“汪辜會晤”（那時我任職上海市政府台辦研究室主任）。200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首次在北京舉行“胡連會”，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十年後的2015年11月7日15時，受到世界關注的兩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馬英九，首次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習馬會”，“世紀之握”，標誌著兩岸關係取得了歷史性的重大突破。這些重要歷史事件，都是在這三十年裡發生的。
30多年來，我曾經接待過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成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高雄中山大學、台灣“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前“歐亞研究基金會”）等高校和智庫學者。參加過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及日本等無數次的涉台研討會，曾六次赴台進行參訪和學術交流，與台灣學者坐在一起，共同出席研討會，面對面進行交流，彼此平等交換意見。我深入去瞭解島內政局和錯綜複雜的國際因素，對台海局勢的研析、研判，對中央涉台政策的研讀、把握，用心投入，努力工作，很有收穫，有感有悟。
30多年來，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工作12年半，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工作10年半，退休後受聘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圍繞兩岸關係、島內政局、台灣民意及外部因素等重要歷史事件，所撰寫的涉台文稿超過上百萬字，包括承擔“涉台課題”和“研究專報”130多項；發表涉台論文40多篇40多萬字；接受大陸與港、台媒體採訪及約稿120多篇；以“泰武”筆名在香港發表涉台評論文章近百篇；作台海形勢報告530多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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